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字乐天，原籍太原，祖上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为下邽人。他诞生于河南新郑县一个小官僚的家庭里。十二三岁时，因朱泚、李希烈兴兵作乱，他避乱越中（今浙江），在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岁月中长大起来，因此他能够接触普通劳动群众，这对他后来创作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歌有一定的影响。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他考取进士，进入仕途，因看到朝廷腐败和一般官僚的齷齪卑鄙，担心这样下去国家的命运要被他们断送，因与元稹等在一起商讨澄清政治的对策，并和宦官以及贪污吏们进行斗争。唐宪宗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三年被任为左拾遗。左拾遗是皇帝跟前的谏官，他屡次上书请革除弊政，为了反对宦官吐突承璀做掌握兵权的“招讨宣慰使”，当面指摘唐宪宗李纯错误，引起皇帝的愤怒，幸亏有李绛的救护，才没有受到处分。正是在这样的勇于向腐朽势力斗争的情况下，白居易写出了许多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使“执政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的讽谕诗。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虽已改职为东宫赞善大夫，仍然首先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旧唐书》本傅）。当局深恶他僭越言事，贬为江州司马。从元和十年到十三年（８１５～８１８）四年中，诗人在江州，因司马本是闲官，无事可做，壮志逐渐消磨。他早年曾受过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这时消极思想更加滋长，便在庐山香炉峰下东林寺边筑起草堂，用大部分时间修仙学佛。后升任忠州刺史。忠州是山区小邑，他又有“天教抛掷在深山”（《木莲树图》）的叹息。

元和十五年唐穆宗李恒即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眼见皇帝荒于酒色，不管国政，大官僚们内部发生矛盾，李宗闵和李德裕等彼此互相倾轧，他不愿卷入漩涡；同时他论河北三镇的奏疏不被采纳，因此自动提出放外任的要求，后来被任命为杭州太守。在杭州时，兴修水利，筑堤捍卫钱塘湖，泄引湖水，灌溉田亩千顷。所作《钱塘湖石记》一文，具述其事。此外他还做了不少其他对人民有益的事。他在《别州民》一诗中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足见在“救凶年”这种大事上他是特别重视的。

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他改任苏州刺史，受到苏州人民的爱戴。此后，他又曾历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后闲居洛阳履道里，作《醉吟先生传》，以醉吟为乐。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唐武宗（李湹）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不但在作品里表现了为民生疾苦而呼吁的心愿，而且他还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符合现实主义基本精神的文学主张。比陈子昂、元结等已有的进步理论面目更鲜明，系统更完整。

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首先是表现在诗歌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在《策林》六十九中他这样写道：“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矣。”这就是说，诗的产生是由于“事”触动了人的情感的一种结果。所谓“事”就是《伤唐衢》诗中“一吟悲一事”，《秦中吟》序中“因直歌其事”的“事”。它的具体内容乃是指与国家人民有关的社会事件。再联系他在《寄唐生》诗中说的“唯歌生民病”，《伤唐衢》诗中说的“但伤民病痛”，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是在竭力强调诗歌应当是反映人民的痛苦和指责时政的弊病。这样的文艺思想不能不说是具有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白居易又认为时代的盛衰和社会的好坏都可以从诗歌中反映出来，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又在《策林》六十九中举《诗经》中的《北风》刺虐，《硕鼠》刺重敛，乐府中《广袖》、《高髻》刺奢荡为例，说明自古以来一切社会的情况都由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反映到诗歌中来。这些都是他对于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诗歌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能影响人的思想意识，改变现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诗是“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一面对统治者剥削人民的罪恶予以揭露，一面对人民生活艰难和痛苦表示同情，可以看出他的鲜明的倾向性。他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在《与元九书》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根据这样的认识，他提出有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样两句话作为创作的准则。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势必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失了教育的作用，改变现实也就无望了。他不得不“痛诗道崩坏，欲扶起之”（《与元九书》），不得不主张耍“张直气而扶壮心”（《和答诗十首序》），不得不大声疾呼：“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他主张写诗要于“时”于“事”起讽谕的作用，要用讽刺诗作为武器，意义是十分积极的。这些都是符合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的。

白居易的理论符合于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还在于他对真实性的强调，如《秦中吟》中的《立碑》和《新乐府》中的《青石》等诗，都主张作为文辞一定要写真实，反对虚伪。在《策林》六十八中也清楚地说：“褒贬之文无覈实，则惩劝之道缺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他反对雕章镂句的虚美，正和他反对“晋宋以还”“六义寖微”“六义尽去”的诗“丽则丽矣，吾不知其讽焉”一样，也都是值得肯定的合于现实主义的理论。

但是他写出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的诗歌，目的在“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让张籍古乐府》），他要“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宠，塞言责”（《与元九书》），希望“上流下通上下泰”（《采诗官》），他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是很明白的。他的立场观点和我们今天的立场观点不一样。他所谓的“覈实”，同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还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