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的三种精神──在上海电视大学的演讲

身世之谜

关于李白身世之谜，不是消闲风趣的知识考证，其中隐藏着有关民族文化演进的重大秘密。杜甫是青铜器，李白是唐三彩。前者厚重，后者瑰丽。

想起唐三彩就想起李白，一样的沉酣恣肆，一样的飞动豪迈，也一样的有西部的异国风情。唐三彩有大漠风沙、长河落日之美，有夜色驼铃与酒与胡姬之美。唐三彩是中国与西亚的一个文化之谜，也正如李白身世之谜。李白的血液里，涌动着胡腾舞的音乐、宝蓝色的幻思与琥珀般的酒色，涌动着中古时代西域文化的热烈、激情、豪放及其神秘的瑰丽。

史书上说，李白虽然出生于安西都护府之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但是他的祖籍却是陇西成纪，只不过他的祖先在隋时因犯罪被流徙西域，才在碎叶生了他。李白五岁时，又回到了蜀地。这样，李白终是个甘肃人，与西域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李白身上的色彩太丰富了，与同时代的唐代诗人相比，李白太秀异了。连苏东坡都叹道：“帝遗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中国诗史的这个高峰来得有些突兀。文化的创造多数时候是渐进的，但有时会是突进的，如果李白是个外来户，带来那样的创意，产生那样的辉煌，即可作文化突进的一个个案来研究。而且，李白虽只是一人，背后却代表很多人和事。奇怪的是，那个时代似乎没有什么文化冲突，中国文化的包容力，那时特别大，有着丰富的文化融合现象，大到宗教教义、文明礼数，小到一只吃饭的盆子上面的图案，无不体现着某种特殊时代的文化魅力。

所以，关于李白身世之谜，不是消闲风趣的知识考证，其中隐藏着有关民族文化演进的重大秘密。

过去，陈寅恪先生就提出李白是西域胡人的观点。理由之一是，据他考证，隋末西域绝非中国版图，所以不能成为贬谪罪人之地。只有到了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0年）平焉耆，西域才成为中国政治势力范围，方可作为贬谪罪人之地。

前几年周勋初先生写了《诗仙李白之谜》，分析了李白身上的很多奇异特点，如：婚姻的入赘，对家庭不够负责，对胡姬的喜爱，剔骨葬友，手刃仇家，“诗中绝无思亲之句”，以及女儿与儿子的名字寓意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李白身上有着深隐的西域文化情结和浓厚的西域文化色彩。他虽然不说李白是西域胡人，但也认为李白的祖先好几代人生活在当时国际交往最为频繁的丝绸之路上，难免有异族通婚之事，因而李白身上的胡人血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陈寅恪对于李白身世的考证，不是一件为考证而考证的事情，而是有他的文化关怀在里面的。他对于整个李唐皇室血统的考证，其实都有一种文化诗学的寓意：力图发现文化交流、民族融合对于一个老大帝国的起死回生之力。陈寅恪对于他心中的大唐的梦思，其实是寄托了他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之梦。李白其人，代表了民族文化复苏的一个伟大的传奇。

所以，自然不可以将这样的考证，看着是以血统论人。这是一个观察的角度，是从文化透视文学。此外，从文化的角度看，李白作为唐代文化的一个高峰，还应强调三点：

第一，李白身上色彩之丰富与变化，与盛唐时代作为中国文化最为自由开放的时代，有真实的联系。唐代生活经历最丰富，身份最多样的诗人，非李莫属。李一身而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顽童、流浪汉、政治家、酒徒与诗人，日本学者冈村繁还说他接受过官方道教秘密组织的资助，几乎将他视为一个“间谍”！李白是最无愧于他的时代的丰富多样的诗人。

第二，李白在青年时代时，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大江南北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充实了诗人的性情人格，陶冶了他的心灵世界。他在洞庭湖流域成家结婚，在长江中下游混迹渔商，在扬州散尽数十万金，无论是隐是仕，他充分吸取了各地经历中的种种精彩来作为他的诗料，因此，在他诗中，西域的异族风俗，荆楚的浪漫风流，吴越的清丽品质，齐鲁的慷慨之气，加上后面所说的蜀汉的诗书教养，融为一炉，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一种结晶。

第三，尽管李白由于血统和出身，与中土汉人有着不同的气质特点，然而，李白性格的底子仍然是中国文化，仍然与中国文化的哺育分不开。这是李白少年时代在蜀地的读书生活的积极影响。他五岁就背诵《关雎》，他的诗歌有浓郁的书卷气，深深浸渍着青少年时代苦读而来的学养。至今流传着他匡山苦读的故事：匡山有读书台，夜晚常有光如灯，老人说：“李白又在读书了”；至今流传着“铁棒磨成针”的励志故事，正是李白融身而为中国诗书人文传统的一个美好传说，正是李白其人底子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证明。文化取决于教育，李白无论如何有深刻的西域情结，也仍然抹不掉青少年时代的文化记忆。李白多次自称“蜀人”，将长江水称为“故乡水”，将司马相如称为“乡人”。李白五岁到了四川，深为中国文化之千年灵秀之气所钟。由一个充分汉化的西域胡人，来完成唐代文化的一座主峰，这也是寄托了陈寅恪先生的中国文化复兴之梦。只有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极高的信心，对它的化人之力有深刻的见识的人，才会有这样重要的文化想像。

下面，我们主要以李白有关月的诗篇为例，说说他的诗歌的三个精神：英雄精神、解放精神与人性精神。

英雄精神

据专家研究，李白平时是佩剑的。儒生是坐而论道的，是学院派的，而侠则是要做事的，实践品格的，要君臣一体，要报国立功。这正是中古社会的士人理想。

儒生、仙翁与侠客，是李白的三种主要身份，也是他的诗风光明皎洁的源泉。

古代中国是“士人文学”居于文化主流地位的文学时代，现代则是“众人文学”占主流的时代。士的文学充满着对人的力量的歌颂与相信，充满对时代天下的关怀与责任。由于士人注重精神训练，因而也是十分精神性的文学。而众的文学则自娱或互娱或娱他的，是消费的、松弛的、日常的，是从天下和家国退回到家庭乡土或市井甚至肉身的文学。

李白自负不浅。自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格，学可以究天人”，“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壮士怀远略，志在解世纷”。尽管李白诗中采取了很多民歌的养料，我看李白诗，骨子里是士的文学。

譬如历来难以索解的《独漉篇》，原是古乐府，描写为父报仇的故事。李白的笔下，则是英雄精神的宣言。“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这是写黑暗压抑如梦中难行困境。“越鸟从南来，胡鹰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这是英雄失路飘泊无依的生命困境。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是对生命自由舒卷交流、君臣一体的美好意境的向往，对比第一句的“水浊不见月”，这里的“明月直入”是自由的、明朗化的精神。“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锈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搏鹏九天。”这里有跃动的英雄气。一扫负面的生命困境，像雄剑、像神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