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主题之辨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希望走一条游说人主，由布衣一举而成为卿相的仕进之路，像当时马周、卢藏那样“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于是他出夔门、临江陵、游洞庭、下金陵、往扬州、历会稽、登越州、访苏州，广泛交游，到处干谒，或求仙访道，或隐逸山林，以培养自己的声望，得到达官贵人的举荐，而实现得到天子征召的雄伟愿望。然而这次出游并没有像他所相像的那样顺利，反而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了人世的炎凉，最后就像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所总结的一样，在这三年里他“悲歌自怜”，“席不暇暖”、“南徙莫从，北游失路”。只好怀着失意困顿的心情于开元十五年（７２７年）来到司马相如所夸赞的云梦泽──安陆，由此开启了李白人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也标志着李白第一次求仕之途的失败。

在安陆，李白虽自称“酒隐”，实际上是他为自己政治前途奔走最努力的一个时期。他酒隐安陆，实际上是心悬魏阙，以隐养贤，博取声誉。他频频地结交当地的官吏，一会儿上书自荐，一会儿赠诗抒怀，一会儿面见陈情，通过种种努力来展示自己的诗才和政治抱负，他先后拜访安州都督府长史李京之、以及继任的裴长史，他先后写下了《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和《上韩荆州书.》，历数生平，屡述抱负，情意恳切，毛遂自荐，但这一切的努力皆未奏效。在安陆他还娶了高宗时的宰相许国师的孙女为妻，许家在安陆是名门望族，李白应承这门亲事，多少也许掺和了一些政治因素，但此时许府已在朝廷失势，和许家的婚姻也没有给他仕途带来什么好处，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嘲讽。至此，他在安陆的一切政治外交全都宣告失败。

但李白决不是一个轻易放弃自己理想的人，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十二的自信，在安陆政治外交失败后，他于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年）又亲自奔赴长安，再次谋求政治的出路。但威严的皇宫，让他想进却进不去，满城的官服，使他深知他还不是长安的主人。于是他寄居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因为这里聚集了许多走不通或干脆不愿走科举之途的文人雅士，他们希望能像卢藏一样达到走“终南捷径”的飞黄腾达的目的。在这里李白广泛结交王孙公子，经过努力，他先后认识崔京之、张洎、张掓等人，而这些人只是花花公子罢了，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他还希望能与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妹妹）相逢，通过玉真公主引荐，“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玉真仙人词》），却始终没有能够相遇。“我欲攀龙见明主”，“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李白欲见明主的愿望终因权贵的阻挡而无门可入。第二年暮秋，李白悻悻然地出游长安附近地邠州、坊州，遍寻知己，希望能在皇城边上寻到知己推荐，然而这些知己位卑职微，也爱莫能助。此时，他已贫困潦倒，“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新平少年》）。仕进无门的郁闷，弹剑豪门的屈辱以及斗鸡风波的愤怒，使李白感到从政之途的艰难，并由此而感到了整个人生之路的坎坷。“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一千多年前三闾大夫的泣血慨叹，如今是那样深深震撼着李白。当此困于长安之时，李白对当年屈原因“荃不察余之中情”而长歌当哭的心情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甚至像屈原那样以香草美人作喻，写了一首《长相思》来表达自己事君不能的极度苦闷的心情。李白以美人比喻他朝思暮想的唐玄宗，以爱情象征自己的思君之情，诗中写道：“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人类感情，爱情为至，自己与玄宗虽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千山万水，李白以这种刻骨铭心的男女相思极写出自己事君不得的内心痛苦，可见其心之赤，其情之烈。接下来李白又写下了三首《行路难》，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将安陆遭馋的冤屈，长安遭拒的痛苦，毫无遮拦，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发出“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菱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的诘问，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最后诗人心怀未酬的壮志满腔的悲愤高呼一声“行路难，归去来”离开了苦苦追求三年的长安。

就在李白决定离京之际，好友陆调设宴为他饯行。在宴席上李白与陆调的同乡好友王炎相识。王炎也因久居长安，无所遇合，准备到蜀中漫游，寻求官职，便请李白写诗留作纪念。李白想到王炎此去蜀道的艰难险阻，又想到自己仕进之途的坎坷崎岖，以及对人生茫然无望的痛感，百感交集，思绪喷涌，最后一条集自然之奇险与人生之艰难的“蜀道”，如蛟龙般从李白胸中轰然冲出。诗人借蜀道的艰险喻仕途之坎坷崎岖，抒发了事君无路报国无门的愤懑之情。全诗文气浩荡而又一折三叹，诗中有嗟叹之声，追悔之意，然而更多的是长歌当哭，读之令人回肠荡气，因而《蜀道难》既是一幅峥嵘嵯峨的蜀道山水图，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浩然悲歌。尽管诗中不断劝阻行人不要去蜀道盘桓，“畏途巉岩不可攀”，“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但蜀道神奇的传说和雄伟的气势，五丁开山，枯松倒挂，飞湍争豗，万壑雷鸣，既使人望而生畏，惊心动魄，又令人感奋，诱人攀援。所以，李白初入长安三年，一无所获，满怀“羞为无成归”的心情作别长安回到家乡稍作修整不久，内心中那种“济苍生”的鹏鸟振翮之志又使他踏上像蜀道一样的人生旅途，使他在这条充满荆棘崎岖坎坷艰险的“蜀道”上不断攀援。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社会时代背景不同，诗人的身世经历不同，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及其审美习惯不同，都决定了作品的风格和情感主旨各有特点。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才能把握诗歌的趣旨，体会诗人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