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祥林嫂的死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电影《祝福》的处理是：祥林嫂最后是由于冻饿，倒毙在风雪交加的野地里。后来有个别论著也袭用了这一判断（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 ３１８页，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４年），认为祥林嫂最后是“惨死在祝福时的雪地里”。其实，这在鲁迅原作中，是找不到什么根据的。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回答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自己的“四叔”）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说不清来作结，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剧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的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