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之美──《祝福》文本价值论

一、美就是信息

鲁迅的小说《祝福》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就是信息”这个美学命题相契合。《祝福》这个艺术文本用短短的几千字的篇幅，集中批判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思想，展示了二十世纪初期我国南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风土人情，凝聚了发人深思的丰富的社会内涵。

被誉为“文艺研究中的哥白尼”的符号学美学家洛特曼，在文艺研究中进行了一项哥白尼式的革命，那就是论证了“美就是信息”这样一个美学原理。它的突出贡献在于概括了艺术美的来源，艺术之所以美是因为“艺术语言能以极少的篇幅集中惊人的信息量”。

自古典美学发生转折以后，西方美学界形成了两种明显对峙的美学研究思路：一种思路是注重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研究，如社会历史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研究、原型批评研究、解释学研究、接受研究等；另一种思路是注重作品客观存在本身的研究，如符号研究、形式研究、新批评研究、结构研究等。这两条思路的研究方法后来被韦勒克命名为所谓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克服文艺研究中的偏执性，洛特曼引进生物学理论，把艺术文本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具有独特功能的生物体，其生命就体现在文本的语言，它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出信息。

信息就是意义，信息量越大，意义就越丰富，意义越丰富，审美价值就越高。洛特曼提出的“美就是信息”这个命题就修正了西方争论不休的所谓“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调和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间的对立性，从而发展了克罗齐开辟的美学独立思想，巩固了美学独立的地位。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艺术文本的魅力在于艺术语言所蕴涵的信息量，而不在于篇幅的大小。越能以极少的篇幅集中极大的信息，艺术文本就越凸显出其艺术魅力。衡量艺术文本价值，重在文本的篇幅与信息量的比例关系。对于叙事文本来说，同样一个故事，就看作者如何去讲述了，不同的讲述方法就会包含不同量的信息，艺术文本就会具有不同的价值。

鲁迅深谙个中道理，虽然，他也许不知道洛特曼“美就是信息”这样一个美学命题，可深受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影响的他，在中国二十世纪初，却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这样一个美学原理，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其关键在于他使用了现代叙事方法，在其有限的文本篇幅中蕴涵了丰富的信息量。

二、《祝福》故事的讲述

仔细地研读《祝福》的文本，文中的雪泥鸿爪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线索，可以使我们补充得出这么一个关于祥林嫂的传记文本来：

祥林嫂是山里人卫祥林的妻子，比丈夫大十岁。丈夫在十六岁时的那年春天死了，祥林嫂守了寡。因为与婆婆不合，初冬时（应当是十月初）从山里逃出来，通过中人卫家婆子介绍来鲁镇四老爷家做工。过了年，在正月元宵节过后，婆家人找上来，趁祥林嫂在河边淘米时，派人抓了回去，并以八十银元的价格卖进了深山，嫁给贺老六为妻（２７岁）。年底，生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第二次婚姻不到两年，也就是她二十九岁时，贺老六得伤寒病死。第二年的春天，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于是，贺老六的大哥把祥林嫂赶了出来。再次丧夫并失去儿子的祥林嫂在这年秋天，又回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女佣。做完四年后，挣够二十四块银元，到庙上捐了门槛。这年冬天因不能参与准备祭祀活动而在精神上备受打击，第二年，即她三十五岁的那年夏天，即已头发花白。此后不久便被鲁四老爷赶出家门，沦为乞丐，五年后的冬天，在鲁镇的一片祝福声中去世。

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写成鸿篇巨制，也可以写成“故事会”式的故事。不同的叙事方法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鲁迅却用一篇几千字的短篇小说集中了长篇小说都难以集中的信息量。作者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１、作者为文本选择了一个可信的叙事者：

故事可信不可信，最重要的是看什么人在讲述，也就是说讲述故事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故事讲述人是否可信。

在鲁迅的小说中，往往会有一个以第一人称“我”直接露面的叙事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故乡》与《社戏》中的迅哥儿；《一件小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我”；《伤逝》中的涓生，《孔乙己》中的小伙计等等；同样，《祝福》的故事也是由“我”来讲述的。因此，“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对《祝福》故事的可信度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整个关于小说中主人公祥林嫂的故事大都是他讲出来的，而且我们对祥林嫂的了解都是通过他的视觉而得到的，所以，对他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讲述《祝福》故事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以下几点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判断。

首先，小说开头说“我”与鲁四老爷见面，有这么一句：“他……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从“我”的自我辩解中可以看出，“我”是一个新党，而且不是康有为的新党，那么，联系当时社会背景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我”专程回老家过年，可是只待了两天，便觉得“无聊赖得很”，“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可见“我”与鲁镇上的封建势力格格不入。

其次，要了解“我”，就得看看“我”在关注什么。在“我”回老家的这两三天中，“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可以讲述的事情照例应当不会少，可是，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使“我不能安住”的，是他遇见了祥林嫂一事。然后，“我”把与祥林嫂见面的情形做了详细的介绍，让读者对祥林嫂的情形有了鲜明的了解。“我”为什么单单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且“总觉得不安”？换了“我”是鲁四老爷，也会不安吗？从作者非常在意这次会见、并觉得不安来看，“我”是一个很具有同情心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第三，要了解“我”得进一步看“我”的行动与思想。在祥林嫂有关地狱有无的逼问下，这个知识分子不能做出肯定与否定的回答，只能用“说不清”来逃避；并且，明知祥林嫂如此不幸，他更是无能为力予以帮助，对祥林嫂最终的悲惨结局无法挽回。只有在听到她的死讯时“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可见这个知识分子的“我”在现实面前的无奈、无助和无能为力。最后，在自省中，提出了“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的反讽之语，这既是对黑暗现实的控诉，也是对无奈现实的一种逃避与妥协。结果，他是逃离了鲁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