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之谜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一个风和日丽、令人振奋的日子。美国，华盛顿纪念碑下。一个洪亮、浑厚、充满磁性、具有感召力的声音在２５万人的耳边回响着：“……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这个国家能够觉醒起来，真正实现它的信条：‘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想：总有一天我们能将种族不和的喧嚣变为一曲和睦的乐章。在佐治亚州红色的山丘上，昔日奴隶的子孙和昔日奴隶主的子孙同坐在友爱的桌旁，一同祈祷……我有一个梦想：我的４个幼小的孩子总有一天会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鉴定他们的标准不是肤色，而是内在的素质和品格。……让自由之钟响彻千村万户，在每一个小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尽情地敲响吧！到了这一天，上帝的一切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携手同唱那首黑人的古老圣歌：‘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感谢伟大的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这感人肺脏的演说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美国的每一个角落，成千上万人在倾听着，心灵为之震撼。其中，就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代表无数黑人兄弟姐妹，描绘这个美好的梦想的人，就是美国黑人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正在金竭尽全力、孜孜不倦为实现伟大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奔走呼吁的时候，一声罪恶的枪响，却在顷刻间残酷地击碎了他所有美妙的、伟大的梦想。

为梦想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于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出生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黑人牧师家庭。年少的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怎样去爱、同情及理解他人；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果敢、坚强、率直和坦诚。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地萌发了对种族歧视强烈的仇恨种子。１５岁时，聪颖好学的金以优异成绩连跳两级，从高中毕业，进入摩尔豪斯学院学习，成为院长梅斯博士的高材生。在梅斯博士的教育下，金不畏强暴的思想被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当时美国正值战后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使它坐上了“自由世界”盟主的交椅。然而，在美国国内，曾经在战争期间维护过民主事业的黑人却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歧视和压抑。面对丑恶、冷酷的现实，年仅１７岁的金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是“为上帝服务”，他矢志为社会平等与正义作一名牧师。１９４９年，他进入著名的克拉泽神学院学习两年，获得神学学士学位；尔后进入波士顿大学攻读宗教学和教理神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５年大学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尽情遨游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他潜心研究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列宁的共产主义、法国哲学家勒努维埃的人格主义、爱尔兰哲学家伯克利的道德理想主义。他阅读柏拉图、卢梭和托洛的著作，潜心钻研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他并非简单地、机械地接受这些思想家的观念，而是把它们作为可以播种自己信念的沃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理论基础。金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不论男人女人、黑人白人、老人小孩和智者愚者，也不管人的爱好、资历和财产是否相同，都是人，是能够思维的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受到尊重。金主张公正无私的爱、普遍的爱，爱一切人，甚至要爱敌人。“敌人不爱你，因为敌人不懂得什么是爱；我们爱敌人，是对一切人的救赎性的善良态度。”信仰人的尊严和价值、基督教的普遍仁爱、甘地的不合作精神，构成了金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则。１９５５年，年轻的金成为蒙哥马利市德克特斯特街浸礼会教堂牧师。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忍无可忍的事件揭开了持续１０余年之久的民权运动的序幕，并使金博士锻炼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１９５５年１２月，一位４２岁的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乘坐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公司的汽车时，拒绝给白人男子让座，被警察以“擅占白人专座”的罪名拘捕，判处监禁１４天或罚款１４美元。这件事激起广大黑人群众的义愤。在金和其他黑人领袖组织的“蒙哥马利改进协会”的号召、领导下，近５万名黑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抵制乘车运动持续了整整１年，使那家汽车公司损失惨重，难以维持。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于１９５６年判决取消地方运输工具上的座位隔离制，宣布“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即为违反宪法。”这是南部黑人第一次以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从此，黑人争取彻底的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但是在初期，它由各种不同组织领导，采用的策略也不同。为了统一行动，有效地把民权运动推进下去，１９５７年１月，６０位黑人牧师在亚特兰大组成了“南部基督教领袖联合会”。金被一致推举为该大会主席，这不仅是因为金所领导的抵制乘车运动取得了辉煌胜利，同时也是因为金的威望极高，能够使不同派别、不同主张的黑人解放组织归附到自己的旗帜之下。从此，他身上的凝聚力更强了。为了正义与和平，他紧张地往返于美国南、北各大城市，四处奔走呼号。１９６０年２月，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４名黑人大学生被一家餐馆拒之门外。“南部基督教领袖联合会”便组织南部各大、中城市的黑人进行了大规模“静坐”示威活动。结果，迫使南方社区的几十家联合商店分别在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取消了便餐部的种族隔离制。１９６３年，为了使世界人民关注美国种族隔离问题，金会同其他民权运动领袖组织发起了历史性的“向首都华盛顿进军”的运动，要求职业和自由。就是在这次斗争中，金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这一斗争终于使国会通过了１９６４年民权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取消公共膳宿方面的种族隔离，宣布在公营设备方面和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为非法。但是，联邦法院的一两条法令对根本改变黑人的命运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随着黑人群众反对种族隔离、要求种族平等的斗争广泛深入地发展，美国军警加强了对黑人的血腥镇压，白人种族主义者以恶狠毒辣的手段袭击正在觉醒的黑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声望日高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自然成为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征得肯尼迪总统的赞同，在马丁·路德·金下榻的旅馆里安装了窃听器，企图在“亲共产主义”和“性行为不端”这两个敏感问题上抓他的把柄，结果却是枉费心机。接着，当局又罗织种种罪名将他１４次逮捕入狱，使他几乎坐遍了美国南方的所有监牢。每当警方要他在坐牢和罚款之间选择时，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坐牢，以示他不畏强暴的信念。有一次，为推销他自己所撰写的《为自由而战》一书，他在纽约一家大商店门口签字售书，被１名黑人妇女刺中胸膛，伤及主动脉，险些丧生。事后，这个杀人凶手竟以“精神错乱”为由被释放。辱骂、恐吓、监禁、暗杀，这一切都没有动摇马丁·路德·金的斗争决心。他大声疾呼：“黑人应当争取全部自由，否则就没有自由。”他坚信黑人群众赤手空拳能够同全副武装的军警对抗，能够在白人的石块和辱骂声中前进。他写道：“像波涛汹涌的海洋把巨大的悬崖打成碎石一样，人民要求获得权利的运动，总会使旧秩序崩溃的。”１９６４年，他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世界有色人种的榜样”。在领奖时，他宣称：“总有一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宇宙的哀号将变成友爱的诗篇。”但是，正当他为梦想的实现而不懈努力、日夜奔忙的时候，一只罪恶、血腥的黑手悄悄地伸向了他的胸膛。

血洒阳台

１９６８年４月３日，是一个乍暖还寒、阴雨绵绵的日子。马丁·路德·金和他的追随者两次来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支持清洁工人争取同工同酬的大罢工。晚上，在教堂的集会上，面对成百上千的、热心的听众，金神情激动地发表了演讲：“……许多年来，人们谈论战争与和平。但是，现在已不能这么说了，因为今天已不再有和平与暴力之间的选择。选择只有一个：或者和平，或者死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处境……”人们认真地倾听着，不时地爆发出赞赏、信任的欢呼声。早在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之时，金就曾对妻子说过：“在我身上将发生同样的事。我已经对你说过，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而今在动荡不安的１９６８年，可能丧命于某种黑手之下的预感更是不止一次地袭向他的心头。所以，在演说中，他提到：“……在这儿，人们在议论，我们病态的白人兄弟可能对我干些什么。我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我与所有人一样，希望活得长久。长寿自有好处。但是，死亡也并不使我着慌……”然而，善良的人们没有料到，就在第二天，死神就不请自来，猝然降临，叩响了金牧师的生命之门。４月４日下午６时左右，金和几名助手在下榻的洛兰旅馆３０６房间内进晚餐。他们慢慢地品尝着，不时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金始终不多语，似乎在聚精会神地考虑当晚将举行的集会。晚餐后，金沉思着走到阳台上，把臂肘支在栏杆上面，凝望着远方渐渐消逝的余晖，黑暗即将来临了。突然，一声刺耳、清脆的枪声响起。仅仅响了唯一的一枪。金立刻挺直腰身，用手捂住自己的脖子，扬起充满愤怒的脸，慢慢地仰面倒下了。几分钟后，一辆白色救护车急驶而来，撕肝裂肺的笛声划破长空。可惜，为时已晚。下午７时零５分，医生宣布：由于子弹炸开了大动脉血管，切断了颈髓，金溘然长辞。金死时还不足４０岁。恐怖分子就是这样用一颗罪恶的子弹击碎了金的伟大梦想，打破了美国黑人的新希望。但是，这同时也燃起了整个美国国内最大一颗黑人暴动的信号弹。美国４６个城市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黑人居民纷纷涌上街头，无所畏惧地抗议他们爱戴的领袖惨遭暗害。５４７栋房屋被烧掉了，无以计数的橱窗被打碎了，几百家商店被捣毁了。华盛顿第七和第十四条街口设置了路障。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军队都出来干涉平息抗议和示感活动。美国人已习惯于把越南作战看作一场遥远的、十分遥远的战争，只有通过电视屏幕，才意识到它的存在。而现在，战争突然出现在身边，就在附近的城镇中，相邻的街区内，甚至隔壁的房屋里。爆炸、火焰、枪声、死亡──在报刊杂志上，这些字眼不是与遥远的顺化、西贡等连在一起，而是突然可怕地与芝加哥、华盛顿等城市连在一起。约翰逊总统不得不在４月５日下令，首都华盛顿市实施紧急状态。１２０００名士兵被调到首都，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架起了机枪。约翰逊总统被迫推迟了计划内的夏威夷之行。电影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将仪式原定于４月８日举行，现推迟到金的葬礼后的４月１０日。金的葬礼定于４月９日举行，这一天被宣布为全国哀悼日，国家机关奉命下半旗致哀，为金举行全国性的祈祷。数以万计的热爱正义、平等、自由的人们涌上街头，为这位惨死在枪口之下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送葬。然而，隆重、浩大的葬礼丝毫未能转移人们对案件侦破的注意力。愤怒的人们强烈要求美国司法部门和联邦调查局迅速查明案件的真相，将凶手及时捉拿归案。

凶手落网

马丁·路德·金遇刺刚一个小时，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已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特工雷厉风行的调查工作，还听到了联邦调查局孟菲斯分局的公告。每次公告一开头都是“采取了一切措施”和“投入了全部力量”。４月５日凌晨，联邦调查局就正式宣布已掌握破案线索，并列举了罪证。枪声来自洛兰旅馆对面的一家出租公寓，经营出租公寓的布鲁尔太太说，４月４日下午３点１５分，一名穿戴入时的青年人用约翰·维拉尔德的名字为自己租下二楼一个窗户对着洛兰旅馆的房间，预付了一周租金，但他晚上６点后就失踪了。出租公寓临时住户查尔斯·斯蒂芬斯对警方说，枪响后，他立即看到有人手拿什么东西匆匆离开二楼浴室，奔向通往大门的楼梯。他描述了此人的外貌，联邦调查局画师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此人的模拟肖像。与布鲁尔公寓相隔几座门的卡尼普游艺场老板作证说，枪响后，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人扔下一个包袱，驾着一辆白色“野马”牌汽车飞驰而去。在离出租公寓十步之遥的人行道上，警方发现了一个被人丢弃的旅行袋，内有衣物、一架望远镜、一台收音机、两个啤酒空罐和一些零碎杂物。还有一支雷明顿公司造的７６０型“打猎能手”式步枪。联邦调查局孟菲斯分局局长詹森派人用飞机把包袱立即送往华盛顿，交试验室鉴定。很快（４月８日）就确定了，那支“雷明顿”牌步枪的购买者名叫埃里克·斯塔尔沃·高尔特，购枪地点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海空军需公司的商店，购枪时间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３０日，即金被杀的前５天。白色“野马”牌汽车是１９６６年出厂的，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９日被一名叫埃里克·斯塔尔沃·高尔特的人购走。该车驾驶执照上注明高尔特的面貌特征，与约翰·维拉尔德很相似。最后，在凶杀案发生１６天后，即４月２０日，联邦调查局终于宣布，根据步枪上的手纹鉴定，无论４月４日下午在布鲁尔太太那儿借宿的约翰·维拉尔德，还是３月３０日在店铺中购买那支“雷明顿”步枪的埃里克·斯塔尔沃·高尔特，事实上就是同一个人，真名叫作詹姆斯·厄尔·雷。他曾在密苏里州监狱服刑，１９６７年４月，即在孟菲斯凶杀案发生的前一年，越狱逃跑。报刊和电视都刊登或播放了詹姆斯·厄尔·雷的照片，包括正面像和侧面像。就这样，一张真实的面孔呈现在了众人面前。在这张脸背后，是一个有生日、思想、行为、言论的人，一个真实生活经历的人：詹姆斯·厄尔·雷出生于１９２８年，中学未毕业，就于１９４６年应征入伍，在联邦德国服役，后因“不适应服役要求”而提前退伍。退伍后，他长期失业。１９４９年，他因企图盗窃一架打字机而被抓住，坐牢３个月。１９５２年，他用手对准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太阳穴，抢走他的营业款──１１美元，被捕入狱。获释后，他又企图洗劫一家杂货铺，被逮捕并被判刑２０年。他在狱中度过了１３年半，数次企图逃跑，为此刑期增加到４８年。可是，１９６７年４月，他终于孤身一人越狱成功。不到一年，他就向马丁·路德·金下了毒手──不管怎么说，联邦调查局是这么断言的。雷的种种犯罪经历表明，联邦调查局虽说是在与一个职业罪犯打交道，但同时也是在与一个脓包窃贼、天生的倒霉蛋打交道。雷虽然作案累累，但总是落网，而且还总是以最愚蠢的方式落网。第一次，他作案时把身份证丢失在地板上；第二次，他在逃避追捕时，躲进电梯间，但一时疏忽，忘记关电梯门而被抓住。第三次，他在作案后，驾车奔逃，在急转弯时，却被甩出车外……面对这么一个频添笑料的可怜家伙，联邦调查局竟然束手无策。除了告知新闻界侦查工作正在进行，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外，对于雷现在何处，他如何得以逃出联邦调查局紧握的铁拳就都无可奉告了。时光如梭，转眼４月、５月过去了，迎来了６月。这是一个动荡不安、变幻迷离的季节，每时每刻都有轰动全国的新闻曝光。但唯有金遇刺真相迟迟不解，凶手依然逍遥法外。直到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在伦敦机场候机厅，两名新伦敦警察厅刑事部人员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此人并不企图拒捕。从他身上，搜出两份姓名为拉蒙·斯奈德的护照和一支子弹满膛的３８口径的左轮手。指纹鉴定很快确定，拉蒙·斯奈德就是詹姆斯·厄尔·雷，正是杀害金的凶手。至此，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追捕逃犯的行动结束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为此先后投入了３０１４名特工人员的力量，他们累计行程５０万英里，花费了１４０万美元。

杀人动机

联邦调查局断然肯定：詹姆斯·厄尔·雷就是真凶。但是，从越狱逃跑到１９６８年３月雷满４０岁生日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从未因使用暴力摧残被害人或证人的肉体而判罪。为什么这样一个从无严重暴力罪行的人，突然转向暗杀行动？其动机何在？联邦调查局通过分析所谓的雷在狱中服刑的情况，证明了雷作案的动机：１９５５年，雷在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联邦监狱服刑期间，曾拒绝转到荣誉监狱，因为那里不实现种族隔离制度。雷在密苏里州监狱的一个同狱犯告诉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雷曾经说过，这座监狱的黑人囚犯统统“应该杀掉”。还有一些犯人说：雷曾表示，如果赏格优厚，他愿意去杀死金博士。他曾被怀疑在１９６０年的一次监狱暴动中参与杀害３名黑人。还有一些犯人向调查人员提供：在金博士领导民权示威运动期间，雷在报纸上看到金的活动情况，十分不安，他咒骂金博士和一切黑人“引起麻烦”。据说，雷曾发誓：出狱后，他一定要“干掉”金博士。这就描绘出了这样一个形象：他仇恨黑人，达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雷在狱中还曾对其他人透露过，等他出狱后，打算“捞一大把钱”。这笔钱来自于一个“工商业家协会”。据他讲，该协会已出１０万美元赏格，要杀死金博士。一个犯人告诉联邦调查局人员，他曾问过雷：“是哪个工商业家协会？”雷当时回答说：“我不知道，可是我肯定能找到。”据上述调查，联邦调查局认为，判断雷是否出于自命不凡和捞油水的心理而从事暗杀活动，已经有端倪可寻。此外，联邦调查局还对雷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了调查。１９５４年，一位监狱的社会学家发现：雷的犯罪，可能是出于冲动，尤其是饮酒的时候。马克·弗里曼博士是雷在洛杉矶曾求助过的一位心理专家，他认为雷具备暗杀行动的潜在能力，是个有明确动机而又能单独行动的人，很可能极其荒谬地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尽管对雷心理方面的这些探索，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证明雷刺杀金博士的动机，但联邦调查局却固执地判定：雷仇恨黑人，认为民权运动是颠覆活动。这样一个人极有可能认为，把马丁·路德·金式的人物从世界上消灭掉是自己的“义务”。权且先承认联邦调查局对雷杀人动机的分析，仍难解人们心中的疑问：这个曾在所有最不值一提的盗窃中都会落网、从而引起警方的诧异和嘲笑的不走运的窃贼，怎么会如此巧妙地一再绕开警方和联邦调查局设置的重重罗网、耗费了联邦调查局的大量人力物力？他曾先后冒用几个姓名，并堂而皇之地手持这几个假名的证件周游各地。是谁伪造了这些足以乱真的假证件？难道就是这个下三流的笨拙窃贼詹姆斯·厄尔·雷自己？难道他有这样的智慧、勇气、心计和时间来策划、实现这些事？何种神奇的力量把他从一个糊涂、愚蠢的倒霉蛋变成了一个功于心计、能力超群的犯罪高手？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刊登在美国《展望》杂志上的亚拉巴马州作家威廉·休伊的文章，或许可以使我们从中窥见一斑，一解心中疑窦。

密谋作案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底，对詹姆斯·厄尔·雷进行开庭审判的前夕。《展望》杂志刊登了一篇马西·路德·金案件的文章，由作家威廉·休伊撰写。这是该杂志预告要刊登的三篇连载文章中的第一篇，叙述了詹姆斯·厄尔·雷在１９６７年８月越狱后至杀害金之前的经历。这段经历，其实是雷本人的自述。雷在狱中把这段经历写在练习本纸上，再转交给作者。为了取得发表这些纸片和在上面添加评论的权利，休伊向詹姆斯支付了４.７万美元。这段经历的大致情况是：１９６７年雷越狱后，遇到一个名叫劳尔的古巴人（在美国有许多革命的古巴人）。劳尔身体不高，浅色头发。他主动与雷相识，许诺给这个逃犯大笔钞票，并让他在某个安全地点过小康生活。在那儿，他可以不必害怕警察，也不必担心被强行遣送回密苏里州监狱。为了这些好处，雷应该完成劳尔的若干任务。雷想知道是什么任务，但劳尔答道：“给你钱不是为了让你提问，而是为了让你办事。”于是，雷这个逃犯就开始了奇特的生活。按照劳尔的吩咐，他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用各种名字（证件由劳尔提供）在旅馆登记，进过洛杉矶酒吧侍应生学校，在新奥尔良舞蹈学校学习过，还动过一次不大的整形手术。他曾多次驾车往返墨西哥。雷本人猜测，他很可能在转运毒品，毒品藏在备用车胎的充气内胎里。他从劳尔那儿得到钱，相当多的钱。按照劳尔的命令，雷弄到了驾驶执照，花了２０００美元买了一辆“野马”牌汽车。最后，根据劳尔的指示，雷又在蒙哥马利市买了一支“雷明顿”步枪，并于１９６８年４月４日驾着“野马”来到了孟菲斯市。他严格地执行劳尔的命令，在布鲁尔太太的出租公寓租下了５号房间。这个房间与浴室毗连，从浴室窗口能清楚看到洛兰旅馆的阳台，而且正好是“３０６”号房门所在的位置。休伊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在雷本人的每段亲笔供述之后，都有休伊的附文。他在附文中提到，他是如何核实雷所提到的每个姓名、每个地址、每个人物的。体伊走遍全国，重复了雷按照劳尔的吩咐完成的全部旅行。他拜访了几乎所有与雷见过面的人，用磁带录下了他们的谈话。他确信，雷没有搞错一次谈话，也没有记错一个地址。如果雷记不清或不知道地址，他就按休伊的要求画出详尽的示意图。结果证明，示意图没有一次是出于空想或画得不正确的。休伊接连在两篇文章中作了以上叙述。第二篇文章紧接着第一篇文章刊载在该杂志的下一期上。当然，休伊没有走访劳尔，因为连雷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神秘主子的常住地址。始终都是这个浅色头发的古巴人主动提出会晤，而雷只是必须出现在主子命令他呆的地方。《展望》杂志发表了头两篇文章，许诺将刊登第三篇文章。预告宣布，正是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将谈到马丁·路德·金如何在４月４日被害。美国人民焦急地等待这具有结论性的第三篇文章的发表。突然，新的意外出现了。在刊登第三篇文章的《展望》出版前几天，报纸刊出消息，说文章不再发表。这是谁的决定？作者？编辑？杂志老板？不得而知。应该说，决定不刊登已发出了预告、千百万读者翘首以待的文章，这在美国新闻是空前绝后、引人注目的怪事。前两篇文章已经深深地吸引了读者，杂志的印数几乎增加到了１００万份。第三篇文章看来还不知会使印数增加多少。对经济状况不那么景气的《展望》杂志来说，这种名利双收的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文章却不再发表了。记者们迫切地去找作者威廉·休伊，以尽快地弄清连载文章夭折的真相。休伊长时间不愿接见记者，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终于，经过“千呼万唤始出来”，而他所作的回答却令人惊诧万分。“我得出了雷是单独作案的结论。”休伊说。“可是，对不起，您不是曾经十分令人信服地证实过相反的结论吗？”“是的，证实过，但后来改变了看法。”“您获得了补充材料？雷放弃了自己的看法？”“都不是，纯粹是我改变了看法。”“为什么？”“我哪儿都找不到神秘的劳尔。我没有找到他，也没有见到他所接触的人。雷也说不出一个认识劳尔的人，我得出结论：劳尔是编造的。所以，我自己拒绝发表第三篇文章。”休伊的回答不能不使人困惑不解。他花了几个月认真核实过各种材料。在发表第一篇文章后没有改变观点，在第二篇文章后也没有改变观点，但在关键性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前夕，这短暂的间隔中却来了１８０度大转弯，全盘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可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他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不可能收到任何意外的补充材料。况且，他也没有引用过这类材料。是谁迫使休伊相信了与他本人不久前的见解背道而驰、截然相反的说法？是谁要推翻密谋作案的结论？是谁要定下单独作案的论调？一系列困惑莫解的疑问堆积在人们心头。尽管休伊的第三篇文章没有发表，但由于曾到了编辑部，看过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人。所以，有关这篇文章内容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按雷本人所述，他的确在洛兰旅馆对面的布鲁尔太太出租公寓租了一个房间，然后，劳尔来到这个房间，而雷则按他的命令下了楼。枪响片刻之后，劳尔匆匆奔到“野马”车前，途中把装有步枪的口袋扔在人行道上。他钻进汽车，躺在后座前的地板上，连头带身子用垫子盖住。雷驾驶“野马”向市区北部疾驶。过了一会儿，当他在红绿灯前停车时，劳尔打开车门，下了车，就不见了。雷驾车来到亚特兰大市，从那儿搭飞机逃到加拿大，接着又用劳尔事先提供的证件取得护照飞往伦敦。然后，劳尔应该来找他，付给他应得的钱──１.２万美元。这就是雷所说的经历，而且完全可能已得到休伊的证实。虽然，休伊的第三篇文章没有发表，但休伊在第二篇文章末尾已得出了结论：马丁·路德·金的被害出于密谋，雷不是单独作案。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密谋？除了劳尔和雷，还有哪些人参与了密谋？劳尔的幕后策划者是谁？人们疑窦重重。能够和应该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侦查工作。人们等待着公开审判。

公开审判

开庭日期定在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在孟菲斯，开庭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１００名警察被挑来担任警戒。进入法院４层大楼的每个人首先必须出示证件，然后填写专门的调查表。此后，还要给每一个人照相并取下１０个手指的指纹。另外，为了记录下他们的走路姿势和面部表情，还要用摄像机给他们摄像。接着，是搜查全身。警察用双手翻寻钱夹，旋下笔套，并且命令来者脱下鞋子后，拉出鞋垫，敲击鞋后跟。只有在做完所有这些事后，才获准合乎要求者进入不大的审判厅。在审判厅内，除了便衣，还安放了多台旋转摄像机，镜头对准人们，记录下在场者的每个动作。每天的搜身和一整套检查措施将对所有进入者施行，连法官也不例外。可见，防卫措施是天衣无缝的。但使新闻界大为扫兴的是，审判厅内留给他们的位置十分有限。就连《华盛顿邮报》、《纽约邮报》等大报的记者也被拒之门外。审判预计至少６周。突然，在正式开庭前夜──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詹姆斯·厄尔·雷宣布，他决定更换辩护律师。审判不得不延期了。孟菲斯司法当局的新闻界解释说，这个决定是由雷本人作出的，没有任何人向他施加任何压力。但是，人们仍然感到难以理解。要知道，从雷聘请的律师阿图·海因斯着手工作时算起，几乎已过去了半年。名律师的酬劳决不是上千美元所能打发的。诚然，由于《展望》杂志上的文章，他从休伊那儿得到了４.７万美元，但这笔钱在扣除所得税、付海因斯１.５万美元酬金后，显然不够支付第二位律师的酬金，何况新律师是更著名的珀西·福尔曼。再者，福尔曼律师还得从头开始工作，熟悉侦查材料，进行核查，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不是一天或两天就轻而易举完成的。雷难道不希望真相早日揭开？自己早日洗雪不白之冤？他放弃像海因斯这样经验丰富的律师原因何在？人们不得而知。时光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逝……经过多次延期开庭，终于，再次确立了开庭的最后日期──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０日。可是，突然，又发生了不可思议和乍看之时难于置信的新情况。

３月９日，开庭的前夜，孟菲斯司法当局宣布，公诉方和辩护方已达成协议：雷承认自己有罪，作为交换，他将不坐电椅，而是坐９９年牢。常规的审判将不再进行。不再由证人出庭作证，也不再搞交互讯问。将只是由公诉人发一次言，援引被告在马丁·路德·金被害案有罪的主要证据；再由辩护律师发一次言，表示赞成公诉人的论据，最后就宣布被告承认自己有罪。仅此而已。审判于３月１０日开始，当天就结束了。公诉人当着陪审团的面作了简短发言。他说，詹姆斯·厄尔·雷无疑有罪，就像他无疑是单独作案，无疑不存在任何密谋一样。不利于被告的罪证已足以使他上电椅，但由于被告采取了明智的行动，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公诉方面同意以９９年徒刑代替电椅。辩护人在答辩时先对公诉人恭维了几句，接着，一面并不试图替被告辩护，一面竭力要人们相信，雷是单独作案。法官赞扬了公诉人，赞扬了辩护人，接着说，既然被告明智地承认自己有罪，使法庭免于纠缠许多事务，那么此案就不必审理了，一切都已清清楚楚。法官说，在这种情况下，田纳西州的人道法律允许不必再听取任何案情，就可判处罪当死刑的被告于公诉方面和辩护方面一致同意的惩治办法，即９９年徒刑。詹姆斯·厄尔·雷颓然地坐在被告座上，惘然地转动着脑袋，听完了判决。法官宽容地对他说：“被告有无最后陈述？”“阁下，”雷看了看自己的辩护人，又看了看公诉人、陪审团和法官，他说，“是的，我想纠正一件事……”公诉人、法官和辩护人都带着惊奇的神情盯住他。“不，我不想对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作什么改变，”雷认为有必要让他们放心。“但我想补充一件事……”“我承认自己有罪，可我不同意没有密谋的说法……” “这已经没有意义，”法官决定刹车。“主要的是，你已承认有罪。我再问你一次，你是否同意承认有罪，并以服刑９９年代替坐电椅？”雷看到的都是对他不抱任何同情的目光，只得无可奈何地把脑袋耷拉下来，嘶哑地说：“是的，先生……我同意……”如此开庭审判雷的消息轰动了美国全国。记者们团团围住了孟菲斯法院大楼。不准记者们进楼，但也没有人走出大楼。因为雷还被囚禁在楼内，所以记者们决定死守所有的出口。但是他们仍然受骗了。深夜１点，雷被乔装成副州长模样，从记者的鼻子底下溜了出去，致使无冕之王也无法解开不公开审判雷的真理和雷自愿认罪的背景。

不懈翻案

雷在被送进监狱后，没过几个小时，就向监狱当局提出，希望得到新的辩护律师。他说：“他们使我相信，如果我不承认自己有罪，就得上电椅。我的辩护律师花了６个星期对我说，我所能做到的似乎最好是认罪。他说，那时公诉方面和辩护方面就能达到协议，而我就可以免去一死……真见鬼，现在我明白了，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带着他们强加于我的一切，生命对我就是最可怕的惩罚……”为此，他向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法庭提出上诉状。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是在被人逼迫、诱骗下作出了认罪。他请求法庭重新审理他的案件。可是，诉讼程序一拖再拖，因为接受雷申请的法官普雷斯顿·贝特尔，于１９６９年死了。所以，被告雷又不得不向田纳西州的司法部提出申请，但被拒绝。在此后的１０余年中，虽然雷仍坚持这个要求，但当局根本就不予理会。１９８１年６月４日，４名囚犯闯到监狱图书馆，狠狠地揍了雷一顿，致使他头脑、胸部和颈部等２２处受伤，缝了７７针。此后不久，雷被转移到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州监狱“死走廊”，１１道紧锁的铁门将他与其他囚犯隔开。５年多来，他就被这样单独囚禁着，虽然多次要求转移地方，但一直无人理会。１９８６年８月１日，身陷囹圄的雷与美国《进步》月刊记者约翰·伊杰尔顿进行了３个小时长谈。雷说：“如果将来查明，联邦调查局插手了杀害金的准备工作，我不会感到惊奇……已经证明，在金的组织中有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们还监视金，企图杀害金。当金被害后，联邦调查局就急忙寻找像我这样的单独的替罪状……”能够有根有据地评判联邦调查局的政治内幕的人之一，是联邦调查局前特工阿瑟·马塔赫。他曾于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１年，负责秘密监视马丁·路德·金。他认为：“在与金的斗争中，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变得越来越狂热。他是真正的残忍之徒，无情地渴望从肉体上消灭金。当凶杀发生后，他不希望联邦调查局进行侦破。尽管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坚决要求我们参与侦破工作，但我们并没有着手寻找密谋者。不过，即使我们不得不介入这个案件，胡佛也会努力摆脱出来。还没有确定这个密谋，他就急于把罪过挂在“什么人身上”。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列塔·金在获悉孟菲斯法院的判决后，说：“决不能让认罪掩盖犯罪过程，也不能以认罪来终结对谁帮助扣动枪机的侦查。一切对这起凶杀案并非无动于衷的人，都应该要求田纳西州和联邦政府继续侦查，直到查清所有参与这件罪行的人。”迫于舆论压力，在金被害１０年后，１９７８年美国国会不得不对金被刺一案重新进行专门调查。调查于１９７８年结束，所得材料达数十万页，总结报告达８００页。最终作出了金死于密谋的新结论，但却无法查明密谋的具体参加者。马丁·路德·金的被害真相仍是一个谜。虽然敌人以卑劣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了金，虽然谁是杀害他的元凶或许将永远是不解之谜，但他的反抗精神是永存的，依旧激励着热爱平等、自由的人们继续向种族制度发起猛烈进攻。虽然他死了，但他美妙的梦想和不屈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美国人民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愈发高大。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联邦政府正式宣布，每年１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纪念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全国放假一天，以资纪念。在美国历史上，继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之后，金是第二位享有这一崇高荣誉的人物。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０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庄重地宣布：从１９８９年起，金的生日被定为联合国纪念日。金受到了美国和世界人民的敬佩，他的精神已超越种族、国界，鼓舞人们为正义、平等、和平而战。他没有死，他永远活在所有热爱他和仇恨他的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