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人格

胡适是陈独秀推荐经蔡元培批准到北大任教的，蔡对胡有知遇之恩。蔡元培旅欧期间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１９１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１９２１年写出《红楼梦考证》，其中很大篇幅就是对蔡著《石头记索隐》的批驳。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从辩论的角度看，这话是非说不可的。而有些话如“很滑稽”了，“笨谜”了，“大笨伯”了，也可以不说。据《胡适的日记》，胡将《红楼梦考证》送给蔡，蔡回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野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慨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严谨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胡在日记中写道：“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后来蔡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对胡适的批驳提出商榷。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要推倒‘附会的红学’，还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然后说“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于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一个青年教授，初露锋芒就向德高望重的校长挑战，且不说蔡先生的雅量，这样自由的学术风气能不令人向往吗？历史证明，正是胡适推倒了旧红学开创了新红学。

蔡、胡经过这一次真刀真枪的学术交锋，彼此并未产生隔阂，翻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的近１５０万言的《胡适书信集》（三卷）中胡致蔡信，可知这以后蔡仍常以胡适为倚重，胡几次坚辞大学委员会委员、第一国语模范学校校董、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蔡均坚留不允。胡也几次将学校有关事宜向蔡陈述请示，在朋友问尊称蔡为“孓丈”。在胡致蔡的这些信中，如他自己所说，或作披肝沥胆之言，或作狂妄之言，可见他对蔡的尊敬和信任。胡也是劝蔡辞掉代司法部长之一人。这期间他们的分歧也不少，涉及的事情也较复杂，不及叙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