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宣言　理解的呼唤

中语参（１９９０年版）将《游褒禅山记》（以下简称《游》）一文的主题概括为“……抒发一个感想，无论治学处事都首先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也应该有深思慎取的态度”。（新版教学用书基本沿用此意）这一概括与文章的表面意思十分吻合，但仔细想来却有两处硬伤：

１、主题平淡庸俗，落入窠臼，文章的价值仅仅在于在游山过程中对两个理性的观念获得了一种形象的认识，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文章的品位，低估了作者的水平。

２、主题的两个方面缺乏统一性。它把文章的两个观点统一在“治学处事”的基本要求之下，未能建立起一种必然的联系，名为“一个感想”，实为两个观点，文章结构也因之成为两方面材料的简单堆砌。这难道就是那个以勤奋严谨、追求完美著称于世的大作家王安石的本色吗？

孟子说：“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因而有文学欣赏的知人论世之说。对《游》文主题的理解，离不开对文章创作背景以及这一背景下人物特定思想感情的认识。文章写于至和元年（公元１０５４年），当时作者刚刚辞去舒州通判的官职。《宋史·王安石传》载：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请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支判官，时嘉三年也。安石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皆祖此书。

辞去舒州通判之后，王安石担任的是提点江东刑狱的官职，这是朝庭对他的任命，更是他的个人选择，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一连谢绝了当朝政要对他的种种举荐，放弃了馆职、谏官、群牧判官这样一些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京官职位。王安石为什么对提点一职情有独钟呢？担任提点刑狱四年后的嘉三年，王安石入京担任度支判官，随后给皇帝上了变法改革的万言书。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宋制：“度支判官以朝官以上曾历诸转运使、提点刑狱充。”提点刑狱的经历是进入度支司的一种资格，而度支司是“掌天下钱粮之数”的行政机构，作为度支官员向皇上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则是分内之事。王安石选择担任提点一职正是为了能顺利进入度支司，进而顺理成章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史实及分析表明，舒州通判离任后，是王安石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那时起，他开始踏上自觉变法改革的道路。在担任舒州通判之前，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在此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治理措施：“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显然，这些措施已具有他日后变法改革措施的刍形，这说明到了舒州通判离任的时候，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形成、变法理想的确立是完全有可能的。

变法改革的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然而也是一项充满艰险的事业，一个人选择这样一种事业，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不难想像，这种选择充满了激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当生活为他提供了较大的选择自由，而其他一些选择无论从世俗上、从人性上都显得美好、具有诱惑的时候，这种矛盾冲突就愈加激烈、愈加持久。舒州通判离任后，王安石所处的正是这样一种困境，可以肯定，在那些日子里，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时刻盘踞在他的心头，拂之不去，剪不断，理还乱。那么写于此时的《游》文，只能是这一思想感情的产物。对变法改革事业的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人命运的思考，是《游》文的心理基础，也是《游》文的表现内容。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获得了一把解读《游》文的钥匙。

现在，就让我们带着这把钥匙来对《游》文作一番解读吧。先看第一点议论。“夫夷以近”几句隐含的是作者对现实中人生道路的比较认识：平夷的道路（馆职等）总是无所作为，而通向“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变法后兵强国富的大好局面）的道路总是“险以远，至者少”。对“志”、“力”、“物”三者的论述包含的是作者对变法事业前景的估计：“能成功吗？不一定，因为成功的因素有三个，事业的成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放弃吗？──接着，作者表达了“尽志”的愿望：“不，决不放弃。我要竭尽全部的努力，换取无悔无讥的人生。”这是作者立志变法的含蓄宣言。

再看第二点议论。“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这一句是说：世上湮没真相，谬种流传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自己以及我所从事的事业在后世恐怕也将遭遇这样的命运。在这里，作者表现出对自己以及自己事业未来评价的关注，并流露出“谬其传”、“莫能名”的担忧。作者为什么会关注身后的评价呢？在第一点议论中，作者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可以无悔矣”。“尽志”也有可能不至，而自己只求尽志，这一思想感情与诸葛亮所说的“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是十分相似的，与诸葛亮认为振兴蜀汉大业不能成功一样，王安石也清醒地意识到变法事业只是一个无奈的结局，生前之事既不可期，所以作者关注身后之名。那么在对身后名的问题上作者为什么会心存忧虑呢？从第一点议论来看，有两个方面可能引发作者的这种忧虑。一是对成功三要素中“物”的思考。“物”是外界的物质力量，包括君主的信任、世人的认同和支持等，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理解问题。王安石同样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卓异的人物往往不能为时代所接纳，一项先进的事业往往会受到社会的普遍非议和责难，伴随改革事业的必将是世人的种种误解、曲解、乃至别有用心的诬蔑。其次是“尽志”而“不至”的结果预测。在王安石看来，只要“尽志”，“其孰能讥之乎”？然而熟读史书，深谙世情的王安石不会不知道，这并不是社会的普遍认识，自古以来，“胜者王，败者寇”，事业的失败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事业的正义性以及事业从事者的才力品德的怀疑乃至否定。也许正是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思考，作者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当世之人对自己的种种不公正的认识必将随着历史的记载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后世之人恐怕会尽信史书，人云亦云吧？接着作者写道：“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这是希望后世读史人拨开迷雾，剔除谬误，对自己以及自己的事业给予准确的评价。事迹记载在历史书籍上，因此，理解的问题只能对“学者”而言，如果由此认定这是一个治学的话题，显然背离了特定背景下人物的特定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