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为苏轼,除了政治理想的牵绊以外,在自我意识中,还饱受佛、道、儒三家强力思想与观照理念的相互夹攻,苏轼的自我与他我,几乎一半出世,一半入世,或许还有一部分什么也不是。面对生存的丛林法则,此情此景之际,也难免不心潮起伏。从京城到此地,早就饱含凄风苦雨。茫茫苍苍的黄州,断壁巉岩,森然高耸,滔滔滚滚的大江,无日无夜,无始无终。满眼萧然的苏轼,放眼远望,地迥天高,定格身旁,苦宅黄芦。苏轼摇头喟叹之余,觉得自己,真正成为一条被朝廷遗弃的狗了。我们从他的《寒食帖》中,明显看到,老苏的内心,块垒与苦痛相兼,迷惘与梦想共举:苦雨搅着湿柴,泪水拌着忧伤,独上层楼,浩虚苍茫,静观自我,归路何在。内外交困的苏轼,不得不面对严峻的自我人生。好在还有几个友朋,愁苦郁闷之际,可以举酒邀月。这其中,一个老衲──弥勒和尚,始终对老苏充满了人文以外的宗教关照;一个山谷──黄氏庭坚,誓死捍卫老苏,典型苏轼门下一走狗。老苏拥有这几个人,苍凉的人生底板上,不多不少有了几许晨曦黄鹂的混合温馨。暗淡寂寞的黄昏,阴风撩人的夜晚,也因宗教的关照渐渐变得安详明亮。这就是苏东坡,人文,情理,事理共处的苏东坡。
宗教,作为人类心灵的皈依,作为人类世俗生命的绝对补充,总是具有神奇的力量。无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其他什么教,常常引领人类的心灵。让生命走向本真、祥和、宁静、自然。当然,我们不否认,宗教在局部意义上,也是政治或者政体的补充。政治蒙羞时,宗教总是跳出来;宗教蒙难时,政治也总是跳出来。正如老子所说,损有余而补不足。作为个体,对宗教的赞美与崇拜,也是摆脱世俗苦难的有力途径之一。因此,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可怕的,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是危险的,在此前提下,苏轼的宗教理念终于照亮了自己:面对生命中的一切遭遇,能微笑尽量微笑,能哭泣尽量哭泣,坚决不模棱两可,或者坚决模棱两可。这就是苏东坡。当然,作为人文的苏轼,有世俗生活的烙印,生命就是从世俗走向世俗,然后在不自觉当中升华,这升华的一部分,就是精神敲打黑暗,理念敲打世俗的折射。
二、文本绝唱:谪居叙事与谪居情怀
苏轼的《赤壁赋》,有两篇,一篇写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一篇为十月。前者写水,后者写山。无论写水还是写山,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文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生命里程的自我观照:无论世事怎样换山换水,只要能够紧紧把握住人文自我,生命就会丰富起来,生命的内蕴也会深刻起来。有了这种观照,无论怎样寂寞,也会让生命悄然感动。
在前《赤壁赋》的文本叙事中,作者不露声色地展现了一幅和谐自然物我一体的画面。从白天到夜晚,再到白天,时间的转换与空间的衔接,形成了这篇赋的基本事理走向。使之更像游记: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仅仅把记游过程虚化。时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地点:赤壁。人物:苏子与客。事件:游览。这种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秋游。古人都有春游与秋游的习惯,特别是九九重阳,都有外出登高的习俗。这几个要素,作者仅用了一句话点出,简洁明了。交代完毕之后,就进行描写,再把描写与叙事结合起来,于行云流水中,构成了本篇的叙事游移与情绪起伏。
作为文本本身,界定为“赋”,按照刘勰对“赋”的定义,“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根据这个界定,文本就别有韵味:叙述中有描写,描写中有感悟,感悟中有议论,议论中有叙述,叙述中又有描写,形成一种情感回归主观再现的有机循环。如前所述,叙事要素交代清楚之后,情感要素走上了前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写出了江面的辽阔与景色的壮美,展现了自然的融和与心灵的安详,扩展了自然与自我的有机嫁接。“清风”与“水波”,构成了唯美多元的画面,如果人生走向能够这样,该是多么完美。但我们的生命不是自然,自然也不是我们的生命,各有各的生命轨迹,各有各的生命归程。为此,当苏轼面对长天清江,孤鹜落霞,内心的明快亦如秋江枫叶,几分红润,几分优雅,几分清闲,几分无为。于此,饮酒诵诗也就顺理成章。主客互乐,不是因为有酒,也不是因为有诗,而是因为自然宁静祥和的清江态势,因为美丽景色的基本提醒。这种提醒,无疑醇化了文人的内在情感,也敏感了文人的情感自我,不自觉拉近了物我之间的比照关系。这种嫁接,构成了景语与情语的相互叠加,加强了情感内敛与言语张扬的外射。后面的叙述与描写,更加强化了这一点。月出东山,徘徊斗牛,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凌万顷,如冯虚御风,如遗世独立,此景此情此态此感,把物我二者,全面融合起来,物化与情化的相互婉转,构成了洒脱飘逸的自我。这种由眼前景物再到内心膨胀的酿化过程,完完全全体现出了克罗齐的美学观点。水天如此,浩淼如此,小舟如此,想象如此,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惬意的呢?行文到此,作者在本段结尾,毫无顾忌地说道,羽化登仙差不多就是如此吧。
我们都知道,成“仙”,是道家的一大追求,或者是唯一追求。一个人一旦成了“仙”,就可以“天地齐寿,长生永恒”。作为苏轼,产生这种情怀,当然有其原因。抛弃世俗,是苏轼此时的基本愿望。这种愿望,显示出一种境界。境界的高低往往决定一个人的高下。一个低境界的人,是不太可能在内心产生自我强化的态势的。这点,在我们的传统书画艺术中,体现得更加鲜明。境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们评判事物高下的基本标准。苏轼就在这种境界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瞬间欲望:对仙的渴求,对世俗的郁闷,一个有飞仙企图的人,对世俗常常是不合作的。
为此,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作者此时的情绪定向,喜悦的内心与宁静的景物构成统一,构成相融相照的明亮关系。这实际上属于乐境:心境俱乐,主要是心乐。但事实上,这种乐是一种假象,苏轼的乐只是暂时的。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常常有乐极生悲之说。在此,“乐”是表象,真正的内在,却充满了挣扎的渴望:这种月白风清的日子,在生命中并不多得,正是因为不可多得,才有了下文的情绪转移:举酒属客,扣弦而歌,月明景澄,惆怅我心。“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桂棹兰桨,空明流光,心念美人,渺渺远方。苏轼内心难以释怀的东西,通过这几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联系苏轼的生平,就能明显看出,政治上失败的苏轼,实际上是不甘心的,一个有自我壮志,又满腹经纶的人,不想在自我生命,社会舞台崭露头角,那是假的。只要是生命,都有自我表达的欲望,都有自我表现的野心。作为客人,对苏轼甚是理解,一句话也没说,埋头吹起洞箫,其声呜呜,其音袅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旋律中溢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洞箫,在此仅仅是一种道具,却冻伤了苏轼更加苍茫的发配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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