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兴亡治乱的问题，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问题。他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都这样分门别类地掌握了它的内容，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他早年写的议论文，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看出他这方面的工夫。然而这仅仅是他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却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苏辙说他少年时读《庄子》，感叹地说：“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见《东坡先生墓志铭》）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早年写的《中庸论》里已看出它的影响。后来他到汴京应试，在《行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奉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考取后他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何须出处？”当然，在政论文里虚构历史事实是不允许的；然而这也正好表现他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更自由更大胆地表达意象的创作精神。谪官黄州以后，他阅历更广，学问的积累更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广阔的境界里驰骋自由的联想和曲折无不尽意的笔力，庄子文章对他的影响就更其显著了。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老泉，著有《嘉祐集》，弟弟苏辙字子由，著有《乐城集》，也以散文著称。后人合称三苏。

──选自《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