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相关评论

１、《评〈兰亭集序〉》：

长期以来，人们在解读这篇杰作时，要么指责它情调消极，要么泛泛而论，未能揭示它内蕴的精神。

魏晋时期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魏晋人对人自身的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都有深广精微的体认和探求，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溢着浓郁的人生意识和宇宙情调，从这一角度去解读，能使我们更趋近于文本的内在精神。

⑴　澄怀者眼里的自然：

本文开头以简净雅洁，铿锵有致的语言写出兰亭宴集之时优美的环境和融和的天气，这些景物，清澈明朗，晶莹亮丽，生机盎然，反复吟咏，读者的心胸也会变得灵秀爽快。

这里的自然是经过王羲之心灵漱涤过的自然，是澄怀者眼里的自然。王羲之以高洁脱俗的情怀、美好自由的心灵去领悟客观世界，自然在他的眼里就有了活泼的生机和灵性。

⑵　深情者眼里的自然：

《兰亭集序》主旨在于探索人生哲理，发表对人生忧乐和生死问题的看法，即所谓“畅叙幽情”。深情的人对事物往往别有一种敏锐、深刻的感受，对人生更有一份特别的热爱和执著。

文中王羲之思考并揭示了人生忧患的来源：首先来自外在世界的流转不定，难以依恃，其次来自个体生命的短暂有限，第三来自生命本体永不满足的内在欲望。他的这种认识、关注，使人们对探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保持敏感和热情，使人们对生命的优长和局限拥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扬长避短，在有限的人生中进行无限的价值创造，因此这种喟叹不能认为是消极的。

──（摘自《名作欣赏》　１９９７年０４月版　作者陈友康）

２、《“书圣”的生平和思想》：

晋代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

王羲之（３２１～３７９，一作３０３～３６１），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着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瘐翼、郗愔都声名卓著，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传说瘐亮曾向王羲之求书，羲之回答道：“（瘐）翼在彼，岂复假此！”瘐翼在荆州时，见人们竟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但后来瘐翼见到王羲之答瘐亮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瘐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他的创造与发展，伴随着自我生命的发展、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如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龠禾)也说：“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瘐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论书表》）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 “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