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尤其是汉族,历来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姓氏,没有非常特殊的原因是不会改变它的。但考察今天中国的姓氏分布,可以发现,人口少的姓往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只存在于某些地区,甚至只有一个地方才有。但人口多的姓却遍布各地,人口最多的几个姓甚至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海外。不过姓氏刚形成时,一姓一氏只限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间,分布范围不可能很广。不同的宗族采用同一姓氏的可能性虽然也存在,但毕竟有限。所以每个氏或姓都有自己的起源地,该姓氏的人口扩展到其他地方主要是迁移的结果。另一方面,汉族及其祖先华夏诸族有慎终追远的传统,只要有可能,都会记载本家族的起源和迁移过程。现在的家谱或族谱中几乎都有本族的世系表,追溯到本族的“始祖”和“始迁祖”。相比之下,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加上附会的成分,“始祖”和从他开始的世系往往模糊不清,而从“始迁祖”开始的世系和迁移路线、年代却大多确切可考。可见一姓一氏人口的范围无不与迁移有关,今天的姓氏分布是历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华夏诸族发祥于中原,大致即今天的河南、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安徽西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华夏特有的姓氏也集中在这一区域之内。夏、商、周三代实行分封制,国君将本族子弟和贵族、大臣分封到各地,以后大多在当地定居,他们的姓氏也随着分布到各地。
明太祖朱元璋将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都封为王,分居各地。明朝对宗室在政治上严格控制,不让他们离开封地,不得从事任何职业,连科举也不能考,但另一方面又给予优厚待遇,只要长大成人,都能获得爵位和俸禄。有一位亲王竟创造了一项有100个儿子继承爵位的纪录,在诸王的封地都留下了大量朱姓人口。如明末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就住在南昌,是宁王的后代。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加强首都或特定地区的经济实力,或者为了打击敌国,削弱或消灭反抗势力,历来统治者都曾实施强制性的迁移,用行政或军事手段,将某些地方的人口迁入指定地区,也包括将被贬斥的官员、俘虏、罪犯流放安置到边远地区。
秦始皇在灭六国的前后,不断将各国的国君、贵族、大臣和有影响的家族迁入秦国旧地和边远地区。赵国的卓氏就是以“迁虏”的身分迁至蜀郡临邛(今四川邛崃),以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自作主张嫁给司马相如的卓文君就是卓氏后裔。汉高祖继续实行“强干弱支”的政策,将六国旧族和地方豪强迁首都所在的关中,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景、屈氏等都是迁移对象。田氏从今山东迁入关中后,不仅一度垄断了商业,还繁衍出大批后裔。由于田氏人口实在太多,只能按“第一、第二、第三”分房排列,有的后裔干脆将编号当作姓了,史书上留下了“第五仲”、“第五伦”这样的人物。
首都的建立和迁移也必然伴随着大批宗室、高官、富户从各地迁至首都,或从旧都迁至新都一带。,如明朝建都北京后,为加强首都地区的实力,恢复华北的经济,曾多次从山西移民华北,其中一个重要的集合和出发地点就是山西洪洞县。由于这类移民大多没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也缺乏文化,加上官方史料没有具体记载,等到他们子孙繁衍,宗族发达,要通过修家谱寻根时,已经无法找到确切的来源,只能“从众”,将一些有踪迹可追的地点当作共同的根,“洪桐大槐树”逐渐成了多数北方人的出处。现存的很多家谱都写着本族迁自“山西洪洞大槐树”。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往往会将本民族人口迁至各地,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如前秦的苻坚曾将苻氏和氐族子弟迁往各地,元朝也将蒙古人派驻各省。清朝入关后,就将满族八旗部署在全国,各省城一般都建有专供满族军民居住的满城。辛亥革命后,多数满人改用汉姓,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散处各地的满族姓氏,如关,改自关尔佳氏;叶,改自叶赫氏。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南迁,都是中原地区战乱的产物。从秦汉开始,黄河中下游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唐以后虽然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除了分裂时期外,政治中心基本还在北方。正因为如此,皇室、贵族、高官、名流、富商及世家大族也都聚居于北方。但无论是异族入侵、权力斗争,还是民众暴动,往往以夺取首都为目标,所以大规模的、持续多年的战乱大多发生于北方。在这种形势下,北方民众就会迁往各地避难,其中最主要的迁移方向还是生存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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