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汝为
国门一开,外国商品蜂拥而来,精美的洋商品,当然还得有个美妙的中文名字。汉语修辞就十分注意语音这个要素。例如在把英语商标、品名词语译为汉语时,随音附义的修辞手段是经常使用的。例如:日本照相机canon,汉译“佳能”,──性能佳美;名车BMW,汉译为“宝马”,取B与M之音。用宝马良驹命名今日的“坐骑”可谓中西合璧。当年,世界驰名的饮料CocaCola要打入中国市场,特请在伦敦任教的蒋彝先生为之译。。蒋先生苦思冥想后,写下了“可口可乐”四个字,确实是神来之笔!再如:
Bans-奔驰(汽车);Sprite-雪碧(饮料);Locavo-乐口福(乳精);
Colgate-高露洁(牙膏);Lux-丽仕(香皂);pifpif-必扑(杀虫剂);
pantene-潘婷洗(洗头液);Rejoice-飘柔(洗头液);
Whisper-护舒宝(卫生巾);Goldlion-金利来(领带)
在不违背音译原则的前提下,尽量遴选出有既与原来的读音相近似,又与汉语某种表意相关联的汉字来构成词语;听者读者都能“望字生义”,引起美好的想象。就是说使人们顺应这些具有表意性汉字的脉络,去揣测进而把握这个外来词语的大概意义。巧妙运用汉语修辞手段,在翻译过程中对外来词语进行汉化改造。
例如:“美国大学对外国学生入学前的英语测试制度”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缩略为TOEFL),译为汉语“托福”。多数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接受“托福”这个音译外来词,因为它带有祈求吉祥的文化含义,且读音顺畅。
电子信箱(E-mail)汉译为“伊妹儿”,含有秋水伊人的中华文化情韵,好温馨,好温馨呦!
至于广告词“中意中意,人人中意”;“可耐可耐,人见人爱”等可以窥见汉语利用谐音手段形成的文化背景和修辞功能,体现出浓厚的趋吉避凶的文化心理。
汉语的同音现象十分严重,例如gongshi这个音,就有这么多同音词语:“公使—公事—公式—共时—共识—共事—工时—工事—攻势—宫室”等。中国人同音联想能力很丰富,喜欢以某个语音为基础,把语义上毫不相干的同音词语进行非逻辑性的联系,进行审视品评,加以褒贬取舍。
尤其在人名、地名、商标、品牌命名上,一定要注意避免可能产生副面效应的谐音联想。例如当代小学生的姓名──纪丹(鸡蛋)、茅崇(毛虫)、尤炳(油饼)、侯炎(喉炎)、魏腾(胃疼)、史钢(屎缸)、谭彤(痰桶)、毕耘(避孕)、温毅(瘟疫)、贾效(假笑)、施昌济(是娼妓)、孙奇概(孙乞丐)、胡丽清(狐狸精)、朱怡佳(猪一家)、毕云高(避孕膏)、屈韬奋(去掏粪)、刘艺荻(流一地)、郝乃昭(好奶罩)等等,这些因对谐音因素考虑不周而形成的姓名,必然会成为淘气的小伙伴开玩笑的口实,给人带来不尽的烦恼。
地名命名亦如此。在某市地名办公室组织的市区新建街区道路楼盘命名专家论证会上,遭到否定的命名设想,多数由于这个地名的读音容易引起某种贬义的谐音联想所致。例如“辉光大厦”(回光返照)、“蓝山别墅”(破衣烂衫春意阑珊)、“银汇小区”(隐晦、淫秽)、“卫南小区”(畏难)、“培光小学”(赔得精光)等在审议论证中被质疑,遭淘汰。
对于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粗俗地名,利用谐音修辞手段加以改造,可以获得理想的表达效果。例如老北京原有许多粗俗不堪的胡同名,都是从历史的日常生活取材的。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经过谐音修辞对其进行改造,结果变俗为雅,点石成金,为人称道。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的社会语言学专著《胡同及其他》中就援引了大量的例子,例如:
羊尾巴胡同→扬威胡同猪尾巴胡同→寿逾百胡同
狗尾巴胡同→高义伯胡同吉兆胡同→鸡爪胡同
猴尾巴胡同→侯位胡同母猪胡同→梅竹胡同
粪场胡同→奋章胡同干鱼胡同→甘雨胡同
驴市胡同→礼士胡同屎壳郎胡同→时刻亮胡同
打劫胡同→大吉胡同臭皮胡同→寿比胡同
鸡鸭胡同→集雅胡同蝎虎胡同→协和胡同
灌肠胡同→官场胡同闷葫芦胡同→蒙福禄胡同
这种对旧地名的谐音改造,由于充分发挥了汉语谐音造词的优势,所以简便易行。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台湾也有这类典型的例证。台湾省的三个地名“基隆市”、“御使里”、“蟠桃里”,寓义何其古雅,但谁又会想到它们的原名却是“鸡笼”、“牛屎崎”、“番婆里”这样鄙俗的地名呢?
对旧地名的谐音改造有三个优点:
1、在内容上,化陈俗为文雅;
2、在读音上,新旧地名相差不大,便于通讯联络等方面工作的延续;
3、在实际效果上,改造后的地名,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并迅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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