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琐谈

《孔雀东南飞》是产生于建安时期（公元１９６年～２１９年）的一首民歌。

它长期流传于民间，不断为人增饰，经六朝而写定，后被徐陵编入《玉台新咏》。从它问世以来，一直脍炙人口，广为传诵，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光辉篇章，是长篇叙事诗的杰出代表。

对这样的名篇杰作，教学时，除要讲清字句借以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能力外，对其思想艺术，也应认真加以分析。诗的思想艺术，可讲之处很多，而学生往往在以下几点上理解不深或不准：一、焦刘为何轻易自杀？是否太软弱了？二、开头什么意思？结尾有无迷信色彩？三、刘兰芝那么阔气，经济地位如何？由于对以上问题理解不准，会影响到对全诗的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很值得讲一讲的。而且，这些问题，也正是教材的难点。当然讲解时，也不宜回答问题式地孤立进行，而是要在分析诗的思想性、艺术性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注意。

其实，焦刘的自杀，正是题旨之所在。作品正是通过焦刘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的罪恶，歌颂了焦刘忠于爱情的崇高品德和不屈服于封建势力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从小教养很好，知诗书，懂音乐，能织布，会裁衣；与焦仲卿结婚后，侍奉婆母，甚为恭谨，织布劳作，十分勤快；夫妻相处，更是情笃意深。然而，这样一个本来无可挑剔的女性，竟然命运是那样悲惨！这样一对恩爱夫妻，竟落得个双双自杀的结局！

是他们轻生吗？是他们软弱吗？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关于这一点，诗中表现得极为明确，那就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迫害。这一点，正需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这首诗，对今天的青年来说，是认识“封建礼教吃人”的极好的感性材料。

在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根本没有婚姻自由，一切听命于家长。而女子的地位，尤为低下，命运尤为悲惨。封建礼教规定了严格的清规戒律，来维系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谓伦理纲常，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大戴礼记·本命篇》就明文规定了对妇女的“七去”（又名“七出”）条款：“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这无异于法律。所以，尽管刘兰芝的行为本自“无偏邪”，焦母只要随意找个借口，如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愤”，“吾已失恩义”之类，便算“不顺父母”，便可把刘兰芝逐出家门。

父母之命，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社会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造成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

焦仲卿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首则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带有威胁意味的话恳请母亲宽宥，继则以“卿且暂还家”“不久当归还”来以退为守，图谋他日重得团圆。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他的愿望无情地被粉碎了。同样，刘兰芝的蒲苇磐石之约，刘兄也可以随意践踏。兰芝无父，兄长即家长。所以当刘兄逼嫁时，兰芝也唯有表示“处分适兄意”而已。

诗中这些情节，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势力的凶残。

在强大而又毫无人性的封建势力面前，焦刘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有听凭家长的摆布。但这并不反映他们性格的软弱，相反，他们却以他们的时代可能采取的方式给予封建势力以坚决的反抗，那就是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这一行动，一则是为了实践他们“黄泉共为友”的初约，一则是为了冲破家长的安排而采取的勇敢的挑战。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坚贞不渝；对家长的意图，宁死不从。难道这不是一种反抗精神？不是性格坚强的表现？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要求古人。

也正因如此，焦刘虽被封建势力所吞噬，但他们却赢得了人们的无限同情，“时人伤之”，对他们悲剧命运的反抗精神予以深情地咏叹和颂扬，甚至以神话式的结尾来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

这一主题，是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讲清这一点，就会加深学生对封建社会的感性认识。

诗的艺术性也很高，自然可讲之处很多，如叙事真切，情节曲折，故事完整，人物鲜明，语言朴素等等。明胡应麟在《诗薮》中称赞说：“《孔雀东南飞》，质而不俚，详而有体，五言之史也。”并誉为“古今绝唱”。所谓“五言之史”，是说它象史传文学一样叙事真切；所谓“详而有体”，是说它象史传文学一样叙事真切；所谓“详而有体”，是说它刻划人物入微，材料安排组织得当；所谓“质而不俚”，是说它语言虽朴实而不粗俗。这一评价，确实抓住了诗作的一些特色。这些优点，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借鉴。但诗的开头和结尾，中间的几段铺叙，更具有民间文学的特色。这些手法，学生接触比较少，尤其需要讲一讲，引导学生正确欣赏，以免产生上面的那种误解。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样的开头，是民歌惯用的起兴手法，《诗经》中有着大量的例子。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手法运用得当，除一开篇就会渲染出某种气氛和情调外，还能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增强诗意。关于本诗的开头，闻一多先生在《乐府诗笺》中，举出《艳歌何尝行》（前几句为“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徊”），《襄阳乐》（前二句为“黄鹄参天飞，中道郁徘徊”）等篇，解释说：“以上大旨皆言夫妇离别之苦，本篇……惟易‘鹄’为‘孔雀’耳。”用孔雀、天鹅（鹄）、鸳鸯之类生有定偶的美禽来喻指夫妻情笃，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本诗用孔雀徘徊眷顾的情景来起兴，正是用了这种手法。

诗在结尾时，写了焦刘墓地上梧桐松柏，枝叶交错，鸳鸯悲鸣其中的情景。这也是民间文学的常见手法。它植根于人民的美好愿望。死者生前惨遭不幸，这自然已无可奈何，于是人们希望他们身后再得团聚，借以寄托祝愿，表示同情。如晋干宝《搜神记》中记载的关于韩凭夫妇的故事，就是一例。宋康王霸占韩凭妻何氏，至使韩凭夫妇双双自杀。但“宿夕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后世的梁祝化蝶故事，应该说也是和这类传说一脉相承的。神话传说故事与宜传迷信，完全是两个范畴的东西，应予区别对待。

至于铺张的手法（即带有夸张性的铺展开来的叙述），也是民歌中习见的艺术手法。如《羽林郎》中写胡姬，《陌上桑》中写罗敷，为了突出主人公的美，便以夸饰的笔触极力描绘她们的装束打扮，这只是为了增强艺术效果，决不能以此论证她们的经济地位。本诗也是如此：为了突出刘兰芝的深情，写了她留下的箱奁的华贵；为了突出她的美丽，写了她告别时妆的精妙；为了突出她不为富贵所动，写了太守家迎娶排场的豪华；为了突出她的精干，写了她裁制嫁衣之快；等等。这一铺张手法的运用，有力地增强了诗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人民的美好理想的一种体现。关于这一点，也应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不宜看成是纯粹的写实，从而论断她的经济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