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的设立

据史书所载，乐府的最初作品，似乎是汉高祖唐山夫人的房中乐。惠帝时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由此可见房中乐到惠帝时便正式入乐，乐府这个名称也是从惠帝时开始的，但当时只是一个官名。乐府机构的设立，是从汉武帝刘彻时开始的。

汉初，统治阶级在恢复和健全国家机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重建赋税徭役制度、恢复地主的爵位和田宅的同时，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分发给复员军吏士卒以田宅并免除其徭役，重农抑商，释放奴隶，鼓励人口的增殖。经过六七十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好转，国家库府充实，人民生活也稍为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面开疆拓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

汉武帝发动了几次征服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在征服匈奴战争的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原来，并引起了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政治思想上对儒术的尊崇，制札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乐府之制便随之而设。

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宣武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把之札，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未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上；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武帝时代的乐府，据称备员有８２９人，并没有令、音监、游檄等各级官吏。乐府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宗庙的乐章，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一方面是为了收集民间歌谣，了解民间对统治阶级的意见，以便采取统治的对策。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是供娱乐也好，供政治借鉴也好，在客观上它起了收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仅靠口头流传的许多作品得以集中和记录下来，这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武帝时乐府采集的诗歌并不限于赵、代、秦、楚四地，而是北起燕、代，南至淮南，南郡，东起齐、郑，西至陇西，也就是说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采集地域之大，规模之大，是继周代《诗经》以后，又一次收集民间诗歌的壮举。汉乐府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有：吴、楚、汝南诗歌１５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诗歌９篇；邯郸、河间诗歌４篇；齐、郑诗歌４篇，淮南诗歌４篇；左冯翎、秦诗歌３篇；京兆尹、秦诗歌５篇；河东、蒲及诗歌１篇：洛阳诗歌４篇；河南周诗歌７篇；周谣诗歌７５篇；周诗歌２篇；南郡诗歌５篇。采集的总数计１３８篇，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并没有全部流传下来，现代我们看到的汉代乐府民歌，多是后来收集到的东汉时期的作品。乐府虽然采集民歌，但乐府诗并不完全是民歌，其中也有一些是贵族文人的创作，但贵族文人的歌颂之辞，抵不过民间歌谣的流行，因此，后来留存下来的多是俗乐民歌。

乐府设立了百年左右，到哀帝刘欣时，史书所载，说他不喜欢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又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朝廷做个榜样，下诏把乐府里的俗乐罢去，只国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共裁革４４１个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其实，哀帝罢乐府，并非他不喜欢音乐，他所不喜欢的只是民间俗乐，只是“郑卫之声”可罢，留下的３３８人多是用于演奏雅乐之人员，可见统治阶级对民间音乐诗歌的鄙视。

哀帝罢去掌管俗乐的“乐府官”，并未能阻止这种民歌势力的向前发展，现存的乐府诗，不论是贵族的或民间的，仍多是哀帝以后的作品。东汉是吝恢复乐府机构，史无明文。但统治阶级对乐歌相当重视。明帝把大乐分为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短箫饶歌等四部分；光武帝时制有云翘舞，育命舞；明帝时东平宪王制有大武舞；章帝元和三年，制燕射歌等等，说明乐府诗仍然向前发展。同时，统治阶级出于种种目的，起码是出于政治目的也曾访听歌谣。光武帝刘秀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徽眼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二千石为民蠢害者”（谣言，指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涉之也）。那些被罢的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本来就都是由各地民间征集来的，被罢后，他们又重新回到民间，继续演奏俗乐民歌，并把人民口头创作的新民歌记录下来，自己也有新的创作，使得乐府诗继续向前发展。

汉代以后，魏晋时代仍有乐府机关的设置，但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只是两汉时代的乐府民间歌辞，有些还在继续演唱、使用，因而，两汉的一些民歌能够流传下来。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沈约著《宋书》，这些乐府诗便被载入该书的《乐志》。

至东晋后的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纵情声乐，又开始收集民歌俗曲，因此、流传在当时南、北方的民歌，又被保存不少，仅南朝乐府流传下来的就有４８０余篇，不仅数量多，而且与汉乐府诗也有不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