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两首》有关资料

【《诗经》的编排分类】

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太）师》中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里，“六诗”又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１５国风，共１６０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１０５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３１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７４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３１篇，“鲁颂”４篇，“商颂”５篇，共４０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５９９年）之前。

【《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风·相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兴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诗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萧萧”“胶胶”都是叠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氓》赏析（马茂元　赵齐平）】

《卫风·氓》叙述的是一个古老的、至今还在无数次重演的生活事件：痴情女子负心郎，诗人们曾千百次地用以作为创作的题材；然而今天我们读着这两千多年前的诗章，却决不因时代的遥远、题材的习见而厌倦。诵读之中，仿佛仍能听到女主人公催人泪下的悲怆呼声，仍能看到她那哀伤坚贞的感人形象。一首诗歌，何以能具有如此强大的、不朽的生命力呢？近代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无论是创造艺术的艺术家，还是欣赏艺术的观众，都只需要普遍与特殊，或则说得更精确些，都只需要特殊化的普遍，即全归结和集中到一种独特心境的表现上那种普遍的艺术活动。”（《美学纲要》第二章）克罗齐把这种能表现普遍的独特心境称之为“直觉”，直觉是每个人在一定情境中的心境和情感的表现。如果我们舍弃克罗齐在认识论上的本末倒置的唯心主义立场，将直觉视作激于现实而产生的，真实的不加矫饰的勃生的感情，那么这段话正道出了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包括《氓》之所以成功的第一义谛。《氓》的作者并没有任何文艺理论作为指导，他只是将即时即地（一定情境）所触发的忆念与感触（独特心境）一一写来。潜在意识的顺次涌现，感情节奏的自然起伏，衍成了诗歌跌宕回旋的布局，塑成了主人公浮雕般具体生动的形象。其寓神理于自然的艺术胜境，足以使后世的一切大手笔叹为观止。正由于《氓》产生于文艺创作的素朴时代，因此它的杰出的艺术成就，就更能启发我们去深入领会创作论中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作者主观意识，或称“独特心境”，在文艺创作中的重大作用。

全诗共六章，情节很简单，少女为一青年男子所追求，终于结成了夫妇，尽管她甘贫操劳，三年如一日；然而色衰爱弛，最后仍逃脱不了许多弱女子共同的命运──丈夫变心。这首诗，就作于归途之中。

后人可以从这首诗中分析出许多结构与修辞上的匠心来。它并不是平铺直叙事件经过。显然，三、四两章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这是女主人公在三年婚嫁生活中所得出的痛苦的经验教训：“作为女子，千万不能沉溺于男女的情爱之中。男子沉于情爱，还可以自我解脱，然而女子一旦沉溺其间，就总是不能自拔！因为女子的感情是专一不二的，而男子却往往朝三暮四，纵其心欲而无所拘忌！”围绕着这一主旋律，前此一、二两章，写了当初男子求婚，女子于归的可宝贵的甜蜜回忆。后此第五章，又追溯了婚后三年女子不暇的操劳与不幸的遭遇，结末第六章，发为浩叹。这样围绕着主题，前后分成了两个鲜明而强烈的对照，一是男子前后态度的变化，“三年前他来求婚时，面带着嗤嗤然的敦厚的笑，还玩了一个可爱的小小花招，他抱着布匹来换丝，其实却是来找我商量婚姻大事”。然而三年之后，“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他的欲望一旦达到，就变得如此不仁和凶暴。二是女子际遇与心情的对比，“三年前，我深感于他的爱恋与诚意，曾有过多少美好的憧憬与苦乐相融的梦。他来得匆忙，连媒人也未找好；我送他过了淇水到顿丘，约他秋天再来结同好；我登上颓垣将他归来的车儿望复关，回车。关，车厢。参看高亨《诗经今注》注。，不见车来，我涕泪汪汪，一旦车来，我又是说来又是笑”；然而三年后，“尽管我担当了一切的辛苦与操劳，我早起晚寝，不分今日与明朝。谁知到头来，他却翻然变脸！”这种强烈的对比，有力地表现了那男子凶暴不仁的性格与女子善良温厚的品质，从而激荡起人们的无比同情与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