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你要“报告”！

当然，作者采访不深不细，文笔太拙，道听途说，画龙点睛，拔苗助长等等，也是今天报告文学失真较多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当今的诸多报告文学，“报告”的少，“文学”的多，是假“报告”之名，行“文学”之实，尤其是一些自费出版的什么“厂长经理”之类的报告文学集和报刊上以报告文学形式出现的整版整版的企业综述、总述。

“报告文学在贬值”──这是社会各界普遍的共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报告文学作者，还生怕人们认识不到“报告”与“文学”既真实又虚构的矛盾性，竟然大笔一挥，把“报告”改为“纪实”、“新闻”，把“文学”换成“小说”，于是乎，一大批比标注“报告文学”更明显矛盾的“纪实小说”、“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等纷纷出笼。笔者实在弄不明白小说中夹杂着真人真事的不伦不类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尽管“报告”与“文学”矛盾不通，有如众所周知的矛盾概念“打扫卫生”一般，但由于几十年来已约定俗成，姑且由之。实际上，人们对报告文学质的规定性，认识上谁也不糊涂，都知道真实性是它的生命。问题在于有些人出于种种目的，装假洋鬼子，故意给报告文学里掺假，反正有“文学”给他（她）撑腰。故笔者顺笔在此点破。

日前与一朋友闲聊，提及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对方说：都啥年代了，还管得了那么许多？如今是市场经济（按：别忘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定语是社会主义），钱是大爷。人家出了钱，不拔高就不典型，不典型就登不出来，不编（按：不是“编辑”而是“编造”）咋行？编了，登了，钱来了。作者拿小头，报刊拿大头，被写者拿风头，一些读者还都蒙在鼓里抢着当新闻看，真把人偷着笑死！

“时下的报告文学真多”──这也是社会各界普遍的共识。

改革开放，典型层出，热点横溢，非大力讴歌而不能反映时代之貌，于是，报告文学就多了起来了。这是站得住脚的理论。

多了不能滥，多了不能假，多了不能让钱所左右，多了不能置党的新闻原则于不顾。

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纯而又纯。有人把这话引进新闻写作，说报告文学既不可能做到１００％的真实，也不可能是１００％的失实。

我说：这是诡辩！

有一本叫《写作文体知识》的书上说：“采写报告文学，对那些早已消逝了或记者、作家无法看到的场景，允许作者经过仔细的体察，做些符合事实的艺术加工，进行‘合乎逻辑的想象’（基希语），使之在作品中重现。”

这话说得矛盾。没经过生死搏斗的场面，能“仔细的体察”出战斗的气氛吗？你给我体察一下试试。

还有一本书，叫《写作简论》。书中说：“把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不仅不利于表现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要求报告文学绝对真实，也是不符合写作实际的。还可以把报告文学比之为摄影艺术，那一幅幅壮丽的生活画面，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摄取来的，但绝对不是对生活的兼容并蓄。”

这话有些钻牛角尖。既然常识告诉我们，世界是不存在“绝对化”的纯而又纯的事物，那么，人们要求报告文学“绝对真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口语化的、大白话的、形象化的说法，无非是要求报告文学“真实、真实、再真实。”作者为何要片面地把人们对“绝对真实”的一般意义上的认识，硬扯进哲学原理的“真空”王国；再说，把摄影艺术与报告文学扯在一起类比，也是缺乏可比性的。

总之，报告文学“绝对”不能虚构。此禁一开，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报告文学的存在性。

周恩来的《旅欧通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等，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作，都是绝对真实的。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魏巍的《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穆青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黄宗英的《大雁情》等一大批脍灸人口的报告文学，也都做到了绝对真实。

前辈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尚能如此，我们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

报告是寻找典型，人物事迹是从人物身上挖掘出来的；文学是创作典型，事迹是从他人身上移植上去的。

报告文学是时代的写照，是历史的反映。

今日之报告，明日之历史，昨日之报告，今日之历史。

倘报告文学都借“报告”之名行“文学”之实，那后人编史修志时，依据今日虚构或水份甚多的“报告”来纵述历史，横陈百业，那煌煌史册岂不贻害子孙？！

文章千古事，乃传世之作。这一路想下去，真有点儿不寒而栗，更觉笔杆子分量之重，也豁然明白了圣人孔子昔日写《春秋》时，为何要坚持“述而不作”的道理。

报告文学，你要“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