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镣铐跳舞　中国报告文学的艰难和高尚

两个月前，一个神秘的富商决定赞助复刊一年的《报告文学》：设立“双十万”大奖──以１０万元重奖２００４年《报告文学》杂志上的一篇优秀作品；用另外的１０万元重奖一位曾为报告文学这个文体作过贡献的报告文学家；“双十万”大奖每年举办一次……与大多数赞助者不同，这位富商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不透露他的姓名和企业。

一时间各方猜测四起，有人说这是一位上世纪８０年代活跃的报告文学作家，从商致富后还存有强烈的报告文学情结云云。

报告文学界的动作越来越多。相对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的热火，报告文学在整个９０年代不太景气，很大程度上“堕落成了拉赞助、写软广告的代名词”。据说，报告文学的主流“问题报告文学”，到了８０年代末便戛然而止，其他类型的报告文学，除了少数作家偶有力作外也委靡不振。经过近１０年的沉寂，近年报告文学有重振旗鼓的架势，标志是十几年前停刊的《报告文学》杂志在２００２年年底复刊。一批多年来孤军作战、变换主题和文风或者勉强写些应景文章的报告文学作家，又围聚在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报告文学》杂志周围。

这两年，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比起上世纪８０年代末的“单纯揭露”，这些年的作品在选题和认识上更加宽泛和丰富，甚至渐显超越其他文体的活跃和生机，“显示了作为一种强势写作活动的特点”（《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李炳银语）。

既不能骗人，又不能不煽乎，一个尴尬境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即社会责任感和文体的自豪感也在增强。在这两年办得越来越多的报告文学理论和作品讨论会上，与会者大多认为，报告文学是选择的艺术，在主旋律写作之外，报告文学家也应充分关注公众话语，关爱弱势群体，关注环境、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

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报告文学又面临着巨大的尴尬。总是在缅怀上世纪８０年代名家辈出、好作频出的好时光的赵瑜对记者感叹：“报告文学是带着镣铐跳舞。从业者既不能把自己的东西看成是虚构文学，又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的记者。这里有着‘真’和‘美’、‘质’和‘文’的把握，很难。报告文学绝不能骗人，它写的都是真的，但一定要很文学地表达出来──文学就是虚饰、繁衍、夸张，没有见过其人却要栩栩如生地描写出他的心理活动……这与报告文学真实性的本质相矛盾，你说怎么把这两个东西统一在一起吧？”

曾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编辑过徐迟作品的《人民文学》杂志社前副主编崔道怡也认为：报告文学是惊天动地的文字，好的报告文学天下人会为之震动。但报告文学必须真实，不真实就是诈骗。真实是命，文学是根，二者缺一不可。在文体意识越来越彰显的今天，它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报告文学曾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西方几乎没有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它们有的是记者文字、传记、回忆录和社会学著作（或可宽泛地算做报告文学），因而许多中国作家和学者都赞同，中国的报告文学，特别是“问题报告文学”，之所以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成名，盖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时社会学和新闻监督性整体缺席，而报告文学能提供更多的真实性和“内幕”，能如社会学一样展示中国人的社会标本，与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文化觉醒相契合，因而兴盛一时。而现在，中国报业发展迅猛，记者的揭露越来越尖锐和敏捷，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社会学科在９０年代突然强壮起来。“你随便看一篇社会学论文，其逻辑的清晰和细密、数据的扎实和完整，是报告文学远不能比的。”对此赵瑜叹服不已。报告文学的作用被更有所长者代替。因而，这个文体还有没有必要存在这个严峻的问题无情地显现出来了。

“我总在夹缝中看到巨大生机。”研究报告文学２０多年的李炳银对记者说心里话，“从《包身工》时代发端的这个文体的人民性、对弱者的同情、对进步的鼓吹，是她的生存之本、她的情感力量，她的文学煽动性是别的文体代替不了的。”

因此，有人提出协同作战的理论：报告文学在中国不仅要成为轻骑兵（传统说法），也要成为有着长矛重剑的骠骑兵。因为在现今中国，攻城陷地的主要是报告文学和新闻媒体，打边鼓式的“轻”的说法早已与事实不符。几个“重家伙”：报纸、电视和报告文学，要取长补短，一起成为反腐败、反黑反恶，推进中国进步的有力器具。

一个易受攻击的职业

真实基础上的情感力量──这提出了报告文学的品格问题。

在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既容易又艰难。变革的痛楚，腐败的蔓延和遏制，民风道德的巨变等等，提供了丰富无比的题材，俯拾皆是。正如文学评论家秦晋在去年年末一次讨论会上所说：“中国报告文学的每次大发展，都与社会的大背景关系很大。过去是否定‘文革’、为改革呐喊，现在似乎更侧重于对现实的分析透视……”而报告文学创作的艰难也与此有关。这个文体直面人生、同情百姓、揭露黑暗，就必然要面对明枪暗箭。因此，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就是从事一个更易受攻击的职业，一个没有机会“触电”，也不流行、不合时尚的职业，这就要求从业者“有戏剧家的艺术训练，有政治家的出击精神和抗击打性，有法律家的自我安全意识”。

从事了报告文学创作就要经历曲折，正如作家杨黎光说的，“那是一本苦经。”

可这样一个个人收益不太多的行业却从者如涌。多年编辑报告文学的著名编辑家田珍颖感到：“报告文学是一种通过写作表现自己素养、人格的活动。报告文学家担负道义之重，使得他必须不断历练自己的灵魂。”

许多作家在商业时代忧国忧民，布衣简食，不改其乐。李炳银感到：报告文学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种人生状态，这是一种乐于在面对严峻的真实的基础上作文学的表现和传递的状态。好的报告文学，成就一种特殊的坚强、明断、负责、进取的人生。

“在这个时代，骑着自行车，还关心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人，我觉得是很高尚的。”

──原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４年０１月３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