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

听说有些报告文学家们现在开始感到苦恼了，他们遇到了种种麻烦，挫折，有不少作品发表以后，都有一场不长不短、不大不小的“官司”。这从另一方面来看，未尝不是好的现象，因为报告文学受到了重视，发挥了威力。但是作家们遇到的这些困难，是他们自己难以解决的。有的报刊上开展了关于报告文学的讨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尽管未必能解决实际的困难。在我们这个长期缺乏民主空气的社会，表彰一个人、一个单位，会引起上下左右的许多反应：嘲讽、苛求、吹毛求疵，冷言冷语；批评一个人、一个单位，更会遭到种种公开的和不公开的责难、抗拒甚至打击。这是一种积重难返的不正之风。这也是党中央正在花大力气进行的纠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组成部分。报告文学作者和报纸编辑记者，一方面要同党中央站在一起，用笔作武器，同这种不正之风坚决斗争到底；另一方面，也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服从时代的要求，去写那些应该写、可以写的人和事。我仍是那个观点：报告文学的题材无禁区，但报告文学作者心中，应该有一定的禁区。这“禁区”很简单，就是不要损害国家、民族、人民、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黄宗英同志曾经来看我，谈起报告文学。她现在几乎成为专业的报告文学家了，她也有她的苦恼。我对她说：你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我以为最好的还是六十年代初期的《小丫扛大旗》和《特别的姑娘》。周恩来同志当年也很赞赏的，好些年后，他还提起过。我认为作者同她所写的人物同甘共苦，有很深的感情，因而写得真实可信，也能打动人。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报告文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真实，在于时代精神，而不在其他。

你问起我自己，我倒是曾经很想再写点。但写报告文学要比写小说、散文花更多的体力，那是非跑、非听、非看不可的。多年来，被许多其他方面的工作缠住，未能动笔，常常引以为憾。如今垂垂老矣，要写也不可能了。拉杂写来，供你参考。即祝笔健。

夏　衍

１９８２．１１．１４

〔编者附记：夏衍同志这篇文章由《人民日报》和《时代的报告》１９８３年１月号同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