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报告文学这一武器──《包身工》及其他

１９３６年底，夏衍发表了《〈包身工〉余话》，这是《包身工》的续篇。这篇作品前半主要写了两个为阶级姐妹切身利益而奔走，热情提供“包身工”第一手材料的人物：冯先生和杏弟。从她们的言谈中，已可隐约感到“包身工”们的觉醒和反抗的迹象。后面着重揭露国民党制定的“冠冕堂皇”的法律，丝毫不能保护那万千无告的“包身工”。它虽不及《包身工》影响大，但感情甚是强烈，笔调朴素，自然，也值得一读。

随着全国性抗日新形势的出现，夏衍进一步看到了报告文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密切反映现实的“报告，通迅，速写，报告剧”一类作品，将成为“这时代有主导力的文艺”。夏衍的看法是对的。他自己，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救亡日报》、《新华日报》、《野草》丛书等报纸书刊上，发表了大量报告、通讯和速写。例如：《战斗日志表的一页》、《血写的故事》、《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访张向华先生》（又名《张发奎先生访问记》）、《上海还在战斗》、《勇敢的东北兵》、《粤汉途中》、《广州在轰炸中》、《桂林怎样抵抗轰炸》、《香港沦陷前后》、《长途》、《粤北的春天》、《广州湾通讯》、《走险记》等。从它们的内容看，或是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包括他们对上海、广州、桂林等城市滥施轰炸、破坏蹂躏的情状，谴责了认贼作父的汉奸；或是称颂了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正义气概，以及后方人民不怕牺牲，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或是叙述，描写了自己从上海、广州、香港撤退途中重要见闻和惊险经历。这些作品的多数，由于材料丰富、翔实，观察敏税、细致，感情强烈、真挚，文笔朴实、生动，当时曾吸引了不少读者阅读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