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包身工》

左联成立的当时，曾竭力提倡过报告文学这个文学形式。当时之所以提倡这个文学形式，自然也因为这个文学形式便于迅速地反映现实；但更主要地还在于想使文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使作家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夏衍同志的《包身工》，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产生，而且给这个文学形式留下光辉的典范。所以我们今日来重论此文，首先就必须肯定这一点。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包身工》的主要价值，只是在于政治方面，而在艺术上却是次要的。这样的说法，显然是机械的。我以为，正因为作者通过了与现实结合这条道路，从政治上得到了明确的观察力，和炽烈的正义感，因而才能更深刻地写出现实的真实，才能对反动统治作更有力的控诉。《包身工》的本身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就是单纯从艺术上讲，我以为在两个月匆促的观察中，在千头万绪的关系中，在纷纭复杂的事物中，光是对题材的整理，场面的安排，人物的勾划，要是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观察，也就在艺术上不能有这样综合概括的巨大才能，也就在写作上很难做到这样有条不紊，和头头是道的地步。我们必须承认，在无论什么作品中，作者总是掌握着人物和故事这两个纲领，有步骤有程序地开发出去，这在一般的作者讲，要把这件工作做到完整无缺的地步，已经并不容易。但就《包身工》的题材来看，其中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和一件完整的事件，而只是一堆杂乱的垃圾。我们要从这里看出主人的性格，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应该这样说，虽然当时作者很想深入工人群众，然而在白色恐怖下，这是非常困难的，于是作者观察生活的方式，只能象站在墙外看花一样，必得从墙外一枝一叶一花上，来估量园内的景物。这对作者来说，就必须有巨大的观察和推理能力。总之，作者在面对这样的现实，和这样的题材的时候，固然需要高明的艺术才能，却更需要明确的政治观点，来指挥他的艺术才能。我们可以从作品中，隐约地看得出来，作者显然是运用他精密的组织能力，把那些纷乱而又残缺不全的题材，有条不紊地用若干线索串连起来，然后又串连在一条总线上，使读者得到完整而明确的印象。从大体上讲，作者是把所有的题材──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现实，以及将来的命运，依照它的性质和事实，搭挂在从清晨到黄昏这个时间的纲领上，反转来说，作者也依着这个纲领的程序展开了多种多样的触目惊心的片断，叫人产生身入地狱的感觉。

作者在完成了题材的组织任务以后，他在这里所担当的任务，就只是要象一种向导员或讲解员那样，必须把游人引导到最深奥的隐蔽的处所去，把最足以使人感染的色彩和气氛，指给游人观看，这就要求这个向导员或讲解员显出他的高度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表现力。《包身工》的作者夏衍同志，就在这点上，使出了巨大的才能，如对芦柴棒的免除抄身的描写，如对外头工人和包身工之间的对比，如对哄骗乡亲们的带工头口吻的叙述，如对拿摩温、东洋婆之间莫逆于心的刻划，都用了他犀利的解剖刀解剖开来，深刻而分明地显示给读者，叫人看了发生不寒而栗的感觉。这里，不但是选择题材的问题。举例来说，譬如拿摩温和东洋婆的合作嬉弄工人，这不仅是这两人间单纯性格的表现，也不单纯是帝国主义者和半殖民地上的买办奴才相互勾结的典型例子，而且在这场嬉弄中，在虐待中国工人这点上，还含有相互启发、相互竞赛、不断发展的倾向。而在另一方面，尽管作者没有可能在这里描写出工人大暴动的场面，可是在受难者的深思和冒险逃亡中，在作者所说的附有冤魂的锭子上，在作者笔下，都隐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字里行间，都留有令人深思猛省的余地。在这篇作品里，这样的地方是很多的，假使我们能细细地读它，都能从空白的地方，读出深刻的意义来。

然而也正如我上面所讲过的那样，这些搭挂在时间这个纲领上的许多断片，也不是没有它们的统一的系统的。大约地说来，这里有打杂的和老板娘挂钩的关节，有带工头和拿摩温挂钩的关节，有拿摩温和东洋婆挂钩的关节。这是从封建社会通往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黑线，也是半殖民地反动统治者和帝国主义连成一片的一条黑线，这是筑成资本主义体系这个大厦的一些骨架，也是这篇作品内容上的主要骨架。附属在这骨架上的，又有“请愿警”、“抄身婆”和“小荡管”、“打杂”，以及如《包身工》的姊妹篇《“包身工”余话》上所说的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和反动统治者所订的法律。所有这些，都重重迭迭地束缚住包身工，也压榨着包身工。但是我们应该着重地说，这些骨架的主体是帝国主义，东洋婆只是从她的行动和性格中，体现了她所属的那个阶级和国家的性质而已。至于拿摩温和带工头，甚至连作为奴才的“打杂”和“抄身婆”等等，一方面固然也体现出他们所属阶级的丑恶本质，但主要的到底还是帝国主义的附属物。作者在作品的结构上和罪恶根源的叙述上，显然应用了寻根问底的手法，一步一步地追寻到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祸魁，于是最后就提出警告，教那些殖民主义者，“当心呻吟着的锭子上的冤魂”！假使我们不注意这条作者在作品内容上所勾划出的黑线，不了解作者在表现上所着眼的重点，那就会迷惑于各个断片的细枝末节的描写，那就会看不出作品的主题思想，以致于走到迷途上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研究一下作者对“抄身婆”和“外头工人”的描写是很有意义的。作者对“抄身婆”的凶恶，固然没有轻易放过，然而她到底只是帝国主义的奴才，而且是最底层的奴才，因此她对芦柴棒那种瘦骨，终究因为怕作恶梦而不敢去碰她一碰，但带工头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是包身工的直接剥削者和统治者，他和帝国主义者分享从包身工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液，他就宁愿赔棺材也“要她做到死”。他这样做，不但要保护他目前的利益，而且要树立一种铁样的制度，以保护他长远的利益。而于外头工人，作者却采取另一种态度。虽然对于外头工人的轻视包身工，不免有所不以为然，说他们只是多了一种“做或不做的自由”，多了一种“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一种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总之，只是多了一种宁愿饿肚子的自由。这是一种嗔怪的责备而已，而实际上却也是十分同情他们，认为他们所受的苦，只是比包身工稍微轻些而已。从这两个例子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描写人物，不但刻划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各种人物的不同的思想感情。这就启示我们，一个作者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对于写作是如何重要，它们简直和我们夜班工人的灯光一样，没有它，就不但看不出工作物，甚至也看不出自己手上的工具。假如有了它，假如我们能把它点得更亮，那么，对于我们当然是更加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