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简析

在这段里，作者对“三大威胁”和“三大危险”的描述，采取了按事件性质和类别记叙的横结构方式。作者由穿衣着袜舒适愉快、纺纱织布艰辛不易的议论，引出“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作者先总提后分述，条理井然。音响：远远听去，如“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进厂近听，“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的磨擦”等等声音，“使人难受”“分辨不出”，也不容听觉分辨出这些声音。这里，作者运用比喻、排比的修辞方法，写得细腻、具体。作者在介绍“尘埃”和“湿气”对包身工的威胁时，都运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如写“爱作弄人的恶魔一般地在空中飞舞着的花絮”粘在包身工身上的难受的滋味时，作者并不是直说如何如何难受，而是用比喻说：“正象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一样。如写“湿气的压迫”，作者说，“蒸气好象烟雾，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等等。这些形象描写，使读者如同身历其境，旨在唤起读者感觉上的经验，引起读者与包身工在感情上的共鸣。这是作者深入实际生活的结果。

“三大威胁”时时刻刻折磨着包身工，但是“没有人会来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包身工只能“加速地容易疲劳”，更有甚者，“三大危险”──“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使包身工的遭遇更加悲惨。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为了榨取更高的利润，他们对包身工多采取“殴打”的办法，而不采取“罚工钱”和“停生意”的手段，这是因为“罚工钱”就是减少带工老板的利润；“停生意”非但不能赚钱还要贴包身工二粥一饭，作者以包身工“小福子”遭受毒打为例，说明遭受“殴打”虽有生命危险，但总比罚工钱和停生意对资本家更为有利。至此，连同第一段在内，作者已把包身工“住”、“吃”、“上工”三种情况叙述完毕，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全貌也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虽是如此，作者仍不罢笔，又用精确的数据，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些数据以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了“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以，作者怒火万丈，愤然写道：“日本纱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滔天罪行的血泪控诉，更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严正警告！接着，作者又揭露帝国主义为了榨取中国人民更多的血汗所采取的毒辣手段：劳动强化、减少普通工、多用包身工。这一段里有生动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形象描写，有具体而精确的数据，有作者严正而精辟的直接议论。文章生动具体，感染力强。

第三段（“两粥一饭”至结束）：总结全文，全面而又扼要地介绍包身工一天的生活情况，并预言未来。

作者首先用排比词组概述包身工一天的生活情况，接着直发议论；“工作，工作……还是被压迫着做工。”这段议论，人物形象鲜明，感情强烈，句式整齐，节奏铿锵。作者写“芦柴棒”和“名字记不起”的包身工的不幸遭遇，旨在说明包身工们已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之中。作者在记叙“芦柴棒”免于抄身的一节，通过对带工老板“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等人物语言描写，把吸人膏血的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在工人们“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还可以让它吸取的时候，也决不会放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狰狞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此时，作者义愤填膺，怒不可抑，又通过“结实肥胖的，往往会象折断一枝麻梗一般很快死去，而象‘芦柴棒’一般的却偏能一天天地磨难下去”的对比和议论，强烈谴责和控诉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要榨尽残留在包身工“皮骨里最后一滴血汗”的滔天罪行。作者还以第一人称的身份、用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去比喻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们对包身工的压迫、剥削与被压迫被剥削的关系，极为生动形象，耐人回味。之后，作者出离愤怒了，写道：在包身工中，“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包身工竟是“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字字血，声声泪，激起读者仇恨满腔！最后作者以含蓄的笔调写道：“黑夜，静寂得象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还是终于无法可以抗拒的。”这是双关语：一是与开篇“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有亮”在时间上相呼应，说明作者描述的是包身工一天的生活，而这一天的生活只是包身工无数个“一天”的缩影。二是富有哲理性，黑夜之后，迎来的必然是黎明。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尽管中国仍处于“黑夜难明”“魔鬼舞蹁跹”的时候，但是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获得彻底解放，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反动势力必将灭亡。这也如同黑夜过去必将是黎明一样，是一条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段文字，作者写得含蓄，给人以深思猛省的余地。作者“警告”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一语，隐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气势。这是作品主题的升华。作者感情激荡，思绪万千，字字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使千千万万象“猪”一样在黑夜里挣扎的中国劳动大众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正是《包身工》高度的政治思想性之所在，也正是作者在三十年代就闪烁出来的难能可贵的思想光辉的证据。今天，这更是对林彪、“四人帮”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谬论的有力批判。

《包身工》的政治意义是巨大的，其艺术成就也是很突出的。这里只略说几句关于精心选材和安排结构方面的艺术特色。作者在写作《包身工》之前，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对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素材万千，纷纭复杂，其中没有系统连贯的材料，也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就谈不上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可是作者凭借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巨大的艺术才能，将浩如烟海的写作素材根据表现作品主题的需要，按照素材的性质和事类，经过精心选择、综合和概括，并把这些题材都搭挂在包身工从清晨到深夜这一天的劳动时间的线索上，然后按包身工一天劳动的时间顺序巧妙地安排文章结构，展开多种多样触目惊心的片段，把包身工一天的悲惨遭遇有条不紊、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如“芦柴棒”的免除抄身，普通工与包身工的不同遭遇，“小福子”和“名字记不起”的包身工的被毒打，拿摩温与东洋婆的狼狈为奸，带工老板的凶残狠毒，大量的精确数字，等等，这些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的典型材料，彼此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作者牢牢抓住时间程序这条主线，十分巧妙地运用记叙、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方法，把这些内容都串联起来，各自都成了《包身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得文章结构显得十分严谨，没有半点儿松驰或脱节。从而井井有条、生动深刻地反映出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压榨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并预示了光明的未来。这是与作者精心选材、巧妙安排文章结构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