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整体把握

《包身工》作于１９３５年，是夏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在详细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铁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把劳动强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遇公诸于世，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同时告诉人们，包身工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温床上，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伴随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

课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按照时间顺序，抓住“包身工”们一天生活的三个主要场景，从住、吃、劳动条件等方面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其间穿插以典型的描述和精辟的议论，使文章内容丰富、线索清晰而且富于批判的力度。在作者精巧的构思下，一幅血淋淋的包身工生活图画展现于读者面前。

第一个场景是：“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空气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还夹杂着“打呵欠，叹气”的声音。这就是带工们诱骗乡下女孩子所说的“洋式的公司房子”，它被“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像“鸽子笼一般”。就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她们当然不可能享什么福，也不可能见到外面的什么花花世界，甚至连充足的睡眠都得不到，就在晓星刚刚消失的时候，在带工的打骂中手忙脚乱地起床了。十五六岁的姑娘，正值豆蔻年华，天真活泼，但这群包身工们却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一点活力，甚至连“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都迟钝了。这里作者用了一个细节描写，极俭省地描绘出她们日常境遇的悲惨。

在具体描写了包身工的居住环境之后，作者用“但是”这个转折联词，笔锋一转，承上启下，说明她们并非“猪猡”，“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然后十分巧妙、自然地插叙了关于包身工的来历，指出包身工是被“带工”凭着“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从农村骗来的，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两相对照，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带工们的无耻谎言。

第二个场景是：“四点半之后”，包身工吃猪食一样的饭。

居住的不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当然也不是“鱼肉荤腥”。带工老板们都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寄生虫，渴望的是最大的利润，所以他们规定的定食“是两粥一饭”。粥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吃早饭的时候，“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根本没有添粥的机会，那些因为“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包身工，甚至连一碗粥也吃不上！通过这一个场景，就把包身工猪狗般的非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进一步追根究源，分析了日本厂家之所以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三大原因：没有自由、安全、工价低廉。其间，又通过“芦柴棒”生病被打一事，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凶残、狠毒，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无耻勾结，是造成包身工悲惨遭遇的根源。

第三个场景是：“五点钟”，包身工们走进工厂，开始了在“三大威胁”（音响、尘埃、湿气）和“三大危险”（殴打、罚工钱、停生意）威胁下的一天的工作。

上工的汽笛一响，包身工们就走出了红砖罐头一样的工房，走进她们生活中的另一个场所──纱厂。如果说在工房里，她们还能勉强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的话，在工厂里，她们则面临着致命的威胁。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长达十二小时的工作，她们要忍受机器噪音、尘埃和飞絮以及湿气这三大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地容易疲劳，但是她们不敢打瞌睡，因为一出现失误，就会遭到殴打、罚工钱或者停生意的惩罚。带工老板更倾向于殴打、饿饭、吊起和关黑房间等方式，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的利润不受损失，至于包身工的身体损害，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被打对包身工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打死不干事”。

包身工们的血汗，养肥了带工老板们，也养肥了日本的工厂。它们“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飞跃地庞大”起来。接下来的一段背景材料，作者列举确凿的数据，有力地揭示了它们靠敲骨吸髓的榨取来积累财富的罪恶本质。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总结（从“两粥一饭”到结尾），作者概括了包身工们的非人生活，并提出了自己的愤怒控诉。

作者前面已经叙述了包身工“住”“吃”“上工”三方面的情况，包身工悲惨生活的全貌也都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在这一部分里，作者首先用一段整散结合的话概述了包身工一天的工作情况。然后用“芦柴棒”和“名字记不起”的包身工的不幸遭遇为例，说明包身工们已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之中。接着用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比喻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们对包身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最后，作者怀着愤怒的感情，控诉了这种不人道的制度，并且预言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