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探究

探究之三：

理想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中作者的思想烙印

大卫·科波菲尔有极其不幸的童年，并且自童年起便被生活的浊流冲得到处漂泊，很少感受过亲情的关爱。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被继父逼出家门，先后在寄宿学校和雇用童工的血汗工厂里过着非人的生活。类似的例子还有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的简·爱，她的童年甚至比大卫更不幸：自幼父母双亡，因而从未感受过甚至是一点点母爱，后来她进入寄宿学校，受尽歧视和虐待，而她最后能活着走出那所学校竟是一个奇迹。在这些小说中，生活显示了一种奇特的逻辑：这些历尽人间不幸的人，他们的奋斗经历却是充满了人的温情和崇高的道德感，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自童年享受着高老头的无边的父爱，却不料发展成丧尽天良、榨干父亲最后一滴柠檬汁的恶女。在米考伯先生陷入生活窘境、被逼债人堵在家中却因无力还债还几乎自杀的时候，少年大卫毫无保留地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生活费帮助米考伯渡过难关。作者赋于大卫这一行为的意义远远大于那一点点钱，它使米考伯──这个有才能却运气不佳的知识分子重新振起精神生活，为他日后在澳大利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米考伯与大卫形成了一种正面映衬式的对比，他有学历、有资格也有才能，应当说资本主义社会对他这样的人格外开放绿灯，但他早期的不成功是注定的，首先因为他头脑中对社会的理解过于单纯，其次还因为他性格中过于看重细小具体的事物，缺少大卫那种心胸：大卫不仅帮他，而且还象中国人所说那样“救人救到底”，在米考伯出逃被债权人堵住时又一次慷慨相助，而这种极富人情味的行为同时也奠定了大卫日后成功的基础：他那超越势利、超越个人得失忧患的赤诚的高尚人格预示着他成人后的伟大心胸。

在人物的塑造上，大卫·科波菲尔无疑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不论是他孤儿时代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和辛酸，还是他成年后不屈不挠的奋斗，都表现了一个小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出路的痛苦历程。经历了大苦大难后尝到人间幸福和温暖的大卫，靠的是他真诚、直率的品性，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人的纯洁友爱之心。安妮斯也是作者着力美化的理想的女性。她既有外在的美貌，又有内心的美德，既坚韧不拔地保护着受希普欺凌的老父，又支持着饱受挫折之苦的大卫。她最后与大卫的结合，是“思想和宗旨的一致”，这种完美的婚姻使小说的结尾洋溢一派幸福和希望的气氛。他们都是狄更斯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的化身。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狄更斯个人的经历和好恶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普通人，其道德情操远胜于那些统治者、压迫者。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小说中许多普通人如渔民辟果提、海穆，尽管家贫如洗，没有受过教育，却怀有一颗诚朴、善良的心，与富有的斯提福兹及其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狄更斯借助《大卫·科波菲尔》来塑造童年的梦想。由于狄更斯的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他常常有被人遗忘和没有希望的感觉，他所受的屈辱，深深压迫着他。他的身心所遭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他成名后，受到别人尊敬，生活愉快，但在梦中却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仿佛自己永远是孤苦无助的儿童，重新回到悲伤无助的岁月里。幼小心灵受到的创伤比饥饿、病痛、甚至死亡都更可怕。狄更斯深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想用笔来创造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但这一切并非如他所愿。不知不觉他把自己的生活溶入了写作，《大卫·科波菲尔》集中表现出狄更斯对家庭的看法及理想。书中对小人物无比同情，给大卫安排了较好的结局。狄更斯把积压心头多年的沉郁借《大卫·科波菲尔》宣泄出来了。在那个“自我”身上，塑造了他的童年梦想──积极向上，努力奋斗，终于成为知名的作家，并有一个拥有爱妻的温暖的家庭。

这种强烈的对比还反映着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部小说里各类主要人物的结局，都是沿着这种脉络设计的。如象征着邪恶的希普和斯提福兹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善良的人都找到了可喜的归宿。狄更斯希翼以这样的道德观来改造社会，消除人间罪恶，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探究之四：

不同的动机与方式──个人奋斗者的例子

我们还可以简·爱的道路上看到类似的表现。简·爱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她想到的只是自己怎样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平等的地位……但是如果说简·爱完全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者，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她在自己默默的奋斗的同时还意识到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斗争：“千百万人被注定了要处在比我的更加死气沉沉的困境中，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运……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象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一个努力的场地，她们受到过于严峻的束缚，过于绝对的停滞，会感到痛苦……”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大洪水之中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显示了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坚决抗拒，这种坚强的性格在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示。这个孤女有着与大卫相似却是更加痛苦的童年经历，但她更为倔强地拒绝资本主义的金钱与实惠的原则。她以一个受人鄙薄并且十分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的地位得到主人罗杰斯特先生真诚而热烈的爱情，后来，虽然罗杰斯特先生因不能遗弃疯妻的缘故不能与简·爱正式结婚，但从实质上说，这个不是婚姻的婚姻能够给她带来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所向往的一切。罗杰斯特先生说，我们怎样做，没人会在乎的。这句话可以为当时社会舆论的眼光做一个真实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巴尔扎克笔下的米旭诺小姐求之不得地点头答应的情形。但是简·爱是不同的。她来自一个几乎完全不同的背景，那里虽然也已被资本主义的金钱原则扭曲成了人间地狱，但简·爱自幼所看重的从来就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精神，一种精神上与他人绝对平等的自尊意识。在她看来，留下来做一个靠人施舍的情妇，是一种屈辱。“是忍辱偷生还是维护个人的尊严，这当中没有选择的余地。”简·爱勇敢地跨出了桑菲尔德的大门……

１９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在行为方式上一般都体现为理性对情感的严格控制，但这种同样的方式明显出自不同的思维逻辑。在这些人物中不包括大卫·科波菲尔，象他那样能够与贫穷但正直的人们真诚相处、相亲相爱的人是不多见的。简·爱的行为方式体现为冷静的理性化。不过，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她与她所处的时代是有距离的。现代人对简·爱的行为方式越来越缺乏理解，因为只要两颗心真诚相爱，形式上的某种实际上是几乎不存在的影响不足以成为一个人拒绝所爱的真正理由。实际上在作品中，简·爱也是克制着极大的感情痛苦离开了她热爱的罗杰斯特先生。在她心中有一种比爱情更强烈的意识，那就是一个人的理性精神，它要求人克制情感，实现一种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