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对我的影响

最近，我在读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资料的时候，得知他曾经十分喜欢狄更斯这位英国作家，并在与新婚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旅行欧洲的时候，热情洋溢地向她推荐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卡夫卡在写作之初，也是受到过狄更斯小说影响的。他的《美国》（其第一章单篇发表时取名《司炉》）就是“脱胎”于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而我们也知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之间，有着一种隐秘的“文学亲缘”关系。

我阅读《大卫·科波菲尔》时，只有１６岁。那时候我已经是剧团的二胡演奏员。但是，我对这一职业并没有由衷的热情。我对自己未来的设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我的父母以及我的一位正在写着小说的表舅支持我的这一想法。但是，一位年长我十多岁的同事，我们剧团的板胡手兼医生，他告戒我说，当作家并不容易。不过，也正是这位给我泼冷水的板胡手兼医生，向我推荐了第一批阅读书目，其中就有狄更斯的这部《大卫·科波菲尔》。

所以说，我也应该是深受狄更斯影响的人。但就目前的“效果”看，这影响还不是文学上的。就是说，迄今为止，从我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中，狄更斯的影响还没有在其中发挥过作用。这是因为我阅读的时候还太小，还根本没有写作的经历，对其文学上的奥秘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感悟能力。可以这样说，《大卫·科波菲尔》影响的是我的人生。的确，那个时候我是虔诚地想要在阅读中探寻人生的真谛和得到通向成功之路的指引。我还不具备在文学上“偷艺”的能力。对写作我还一无所知。当我真正开始自己的写作的时候，我的阅读兴趣已经转移到“现代主义”那些作家（如卡夫卡、罗伯·格里耶、庞德、史蒂文斯等）身上去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像《大卫·科波菲尔》这样的作品，我没有过第二次阅读。我对它的记忆和印象至今还保持在我 １６岁时候阅读的水平。也就是说，我知道它写的是什么，但却不知道它是怎么写的。

那时期同时读到的也是特别值得记忆的还有巴尔扎克的《幻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杰克·伦敦的《马丁·伊敦》。了解这几部作品的人一眼就会看出，我的“特别记忆”的隐含意义。即，包括《大卫·科波菲尔》在内，如果要简单而肤浅地进行概括，这几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都是“个人奋斗”。在１９７９那个“万物复苏”的年代，它们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文学少年提供了精神的滋养，充当了人生启蒙的“教科书”。当然，也不能不提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以及雨果的《悲惨世界》。但那是另一个精神层面的滋养，另一种思想的启蒙，与“个人奋斗”无关。同样，也与文学无关。仍然是“内容”的影响。或者可以这样说，它们（《复活》与《悲惨世界》）为我的“野心”做了道德上的补充。

但是，我最近隐隐地感觉到，狄更斯对我的影响正在超越“人生”而进入到“文学”。我为此而感到紧张和兴奋。我决定先让自己平静一下（这是必要的准备），然后重新阅读《大卫·科波菲尔》。这种“重读”主要不在于唤起对其“写的什么”的记忆，而是发现和认识它是“怎么写”的。这一方面是洗刷长期以来被自己所忽略的无知（即我在１９８３年之后对多数十九世纪作家作品所秉持的虚无态度）；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说的，我敏感到那一种沉淀在体内的影响正在发生某种“转化”。这也是一种“预示”。作为一个仍然在勤奋工作的写作者，我必须顺应并迎接它的到来。

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涉入同一条河流。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间隔，我相信，当我重新打开《大卫·科波菲尔》的时候，相比于我的１６岁，它也一样的可能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