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

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时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感也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对狄更斯说来，危机的根源主要是那些腐败的政府和社会机构以及统治这些机构的人物，也包括经济结构。长篇小说《凄凉宅院》（一八五二～一八五三）的第一章首先以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伦敦十一月泥泞的街道和重重浓雾。雾最浓、街道最泥泞的是平衡法院的所在地。作者以泥泞和浓雾来象征腐败和拖沓的英国司法系统。凡是打官司的人无不倾家荡产、告贷无门，却养肥了以司法为职业的层层官吏。小说以久悬未决的庄迪斯家族的遗产分配一案为线索，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理查·卡司东和艾达·克莱亚的遭遇。他们因相爱而秘密结了婚。理查把前途希望完全寄托在继承庄迪斯遗产的可能性上，因此陷入司法系统的无底深渊，耗尽了资财，丧失了志气，终至早死。这部小说还描写了和庄迪斯家族有联系的另一情节。贵族妇女代德洛克夫人有一个私生女儿，因而受到险诈的家庭律师的要挟，被迫离开了家庭，倒毙在她情人的墓前。很难说谁是小说的主人公。起主人公作用的应该是平衡法院和整个司法系统。在抨击司法系统的同时，小说也揭示了英国议会中两党喋喋不休的争吵和议会竞选时的普遍行贿风气。小说的人物众多，除主要人物外，还有向工人散发布道文的女信徒，向非洲人传教并以发财致富来诱骗他们种植咖啡的女慈善家、伪善的牧师、高利贷者、吃白食的文人等。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极端贫苦的砖瓦工人，贫民窟里的扫烟囱的孩子和许多勤劳、正直的下层人民。作者还描写了法院附近的一家堆满了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某天，破烂中突然冒出了火苗，全店被焚，店主也在火中丧生。这一情节以象征和寓意的方式暗示了衰朽腐败的英国社会行将崩溃的前景。

长篇小说《小杜丽》（一八五五～一八五七）的真正的主人公并非监狱里出生的姑娘小杜丽。主人公应是庞大的马歇尔西监狱这个概括了英国社会本质的形象。小说借小杜丽的父亲（绰号“马歇尔西之父”）和后来的丈夫先后因负债入狱的情节，揭发了英国政府机关的官僚制度。作者把一个庞大的政府机关称为“繁文缛礼局”。它被某些官僚家族把持着，这些家族象蚂蟥和狗虱一样吸吮着人们的血液。他们终日研究的是“如何做到什么事也不做”。小说描写一个发明家（但以理·多以司）多次到这个机关要求登记他的最新发明，请求专利并试制。这些吸血虫多方置之不理。最后他到德国去申请，他的发明才被很快地采用。作者还描绘了英国宪法和社会制度的“杰出”代表、金融家牟德尔专搞投机的盗窃、欺骗行为。最后银行倒闭，本人自杀，连累了不计其数的中下层阶级中的存户。小说还描写了房东的盘剥、社会上破产负债和犯罪的普遍现象，虚荣、奢侈的生活风尚，还着力描写了贫民与工人聚居的“心碎院”，揭发了伪装慈善的房东。克雷姆夫人的房屋突然倒塌，也暗示英国社会即将崩溃。在长篇小说《我们的共同朋友》（一八六四～一八六五）中，作者把英国社会比做一个巨人的垃圾堆。垃圾堆的形象成为小说的主要背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刻划了不少不同类型的资产者，概括了五六十年代英国社会统治阶级中的许多各有特征的人物如鲍德斯耐普。鲍是腐朽的英国社会的罪魁，但却以社会的裁判者自居，夸耀英国资产阶级的成就，称英国宪法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纲领。维尼林夫妇则是典型的暴发户，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向世界扩张时期兴起的新贵。在所谓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繁荣时期”，作者却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在这几部作品中，作者沉重的心情和强烈的愤怒交织在一起。这种感情近乎绝望。这是必然的，因为他感到了危机，却又一筹莫展。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狄更斯创作的“黑暗时期”。

这一时期作者还写了三部篇幅较短，但却很有代表性的小说。除反映金钱势力和犯罪行为的《巨大的希望》（一八六○～一八六一）外，应注意的是接触到尖锐阶级斗争的《艰难时世》和《双城记》。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也表露了他对群众性的暴力革命的极度不满与恐惧。《艰难时世》（一八五四）写某工业市镇的生活，纺织厂厂主庞德贝和议员兼教育家葛雷梗共同控制着市镇的经济命脉和教育机构。他们都信奉唯利是图、不讲情义的功利主义生活原则，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葛雷梗把自己年轻的女儿嫁给了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庞德贝，使她备受痛苦。在葛雷梗自己的教育原则指导下，他的儿子成了盗窃犯。他通过切身的经验，又受到一个马戏团的穷苦女孩子西丝的感化，改变了生活态度。庞德贝始终是作者十分憎恶的反面人物。他吹嘘自己是劳动起家，诬蔑工人由于妄想过奢侈的生活才有不满情绪。作者还创造了一个纺织工斯蒂芬·勃莱克普尔的形象。他虽然受到了各种折磨，但是不愿参加工人运动，也不当庞德贝的奸细。他希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谅解，但却不能达到目的，因此感到一切都是“一片糊涂”。通过庞德贝这一人物，作者谴责了自由主义的工业资本家，批判了功利主义和马尔萨斯学说等反动理论。作者同情被压迫阶层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勤劳友爱的优秀品质，但是他不赞成群众性的工人斗争，丑化组织工人斗争的工联领袖，并把一个主张阶级谅解的落后工人斯蒂芬写成正面人物。马戏团的孤女西丝具备普通贫民的某些优秀品质，但更多是体现了作者的温情主义和以感情教育来促成阶级谅解的幻想，成为作者理想的传声筒。

《双城记》（一八五九）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作者以相当篇幅描写了广大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受欺压的情景，又描写了农民的小儿被贵族的马车压死、自己又受到绞刑，以及曼奈特医生因揭发贵族的罪行而被监禁十八年。这两个动人情节，揭示了革命不可避免地必然要到来。但是狄更斯从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一方面同情广大农民和曼奈特医生的悲惨遭遇，但又反对雅各宾专政，丑化革命的积极分子，歌颂为友献身的人道主义、理想化的人物卡登。

狄更斯在政治上始终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这种民主思想崇尚个人主义的道德品质，只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从文学是形象思维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引人十分憎厌的各种各类资产者。作者对其中的多数毫无姑息，横着竖着来加以鞭挞。他的漫画和夸张手法就是这种强烈憎恨的自然表现形式。这种憎恨不仅针对资产者中的统治阶级，也针对一切腐败的政治、社会机构。狄更斯的笔头经常饱含着强烈的感情，写成文字时常常是一首一首的散文诗、讽刺诗或政治抒情诗。他的思想弱点则是暴露在他所描写的正面人物身上。这些人物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贫民、普通人、纯洁的女孩。他们完美无缺，友爱互助，温情脉脉。他们简直没有一点儿反抗性，连一句分量重的话也不说，一味的含冤受屈，耐性等待。那么狄更斯的正面人物就一点战斗性也没有了吗？也不是绝对如此。尼古拉斯·尼古尔贝就曾执鞭痛打那个虐待小学生的教师司贵也斯；收租人潘克斯在“心碎院”的群众面前突然打掉了道貌岸然的房东坎斯比头上戴的宽边帽子，剪掉了他的白发，使他露出了本有的狰狞面目。但这些都只是暂时解气的行动，并不能动社会环境的一根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