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各个朝代的命运

唐朝佛教发达，对此有一解释说：经学衰落，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精神生活却不能停止，学理深厚的佛教正好填充了这个思想空隙，受佛教影响，做官进仕，在唐朝文人的观念中，不过是私人功名，俗业而已，远非汉儒心目中那么崇高。风尚所及，以致唐朝在录用官员的时候，经学地位也不高于文学。只有唐中后期时的韩愈尽力排佛，极尊孟子，竭力复兴儒学，但他在政治上的靠山宰相裴度，还有和他一起提倡古文的柳宗元都是信佛的，韩愈的努力似乎除了在他一度任职的潮州这样偏僻之地有些影响之外，几乎毫无收效。

杨东莼认为，佛教对儒学的最大影响，就是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形成。晚唐至宋初时，有学问的文人多与禅师过从甚密，佛教中也有人想促成儒释融合，当时有一佛学大师说道，“妙道之意，圣人寓之于《易》”。也有僧人在寺庙里读韩愈。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一些学儒的文人在读到儒释融合的著书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佛学对心之觉悟的重视对儒学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它促使宋儒极力突出孟子的重要性。与孔子对政治制度建构的重视有所不同，孟子更重视心性问题。宋代王安石尊孟子，把孟子奉入孔子庙。苏洵、苏轼父子为文，也都效法孟子。自北宋以下，世人开始以孔孟并称，而以前都是周公孔子并称。这是一个大改变，暗含着后来的心性之路。

李零认为，从孟子、子思，再追到曾子和孔子，这个道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儒编造出来的。从现在出土的一些竹简上可以看到，被这个道统忽视的颜回、子路等都有记载。其实曾子时代，孔门的掌门是子路，后来有子被推为掌门，曾子还想跟有子争。因为汉唐儒学的主要领域在政治，心性之学拱手让给了佛教，宋儒要把这个领域争回来，他们就重新构造道统，而追溯到儒门中比较重心性之学的这一线索，由此开创了所谓“新儒家”。

朱熹是宋明新儒家的理学代表。朱熹著《四书集注》，第一次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四书并称，树立了儒学新经典，之后元、明、清三代都以此为取仕标准。《大学》和《中庸》是从《礼记》中抽出的单篇，到底是谁的作品，并无定论。有说是子思所作，但也少有证据。胡适说，到了重《大学》、《中庸》的儒学，早期儒家那种重实际的伦理就进入了一种内观的伦理。钱穆以为，宋儒从汉儒的经学转到了子学，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绝大转变。

宋儒用心性之学，上连天道，下接伦常，以替代佛教和道教。它也讲孔子的一些概念，讲“道心”，可道心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伦常规范，这些概念都被完全理性化，与功利、感性脱离了干系。人见小孩落井，就必须去救，被说成是不可以违反的天理，这与孟子所说的理由已有很大区别，孟子说人见小孩落井去救，是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还是感性的。朱熹们基本的要求是存天理，灭人欲，甚至夸张到宣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孔子认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应该为父亲隐瞒才是合“天理”的。而宋明时，大义灭亲才合“天理”。这种儒学渐渐丧失了儒学原来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变为一些刚性教条，更重要的是深入到家法、族规而普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几乎具有法律的地位。

清儒戴震斥理学家完全同于酷吏，“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这也许不是宋明理学的精髓要义，却是它的现实作用。理学的作用一直到清末民国都很强大，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控诉的“吃人”，以及巴金在《家》中控诉的对生命活力的谋杀，无不以反理学为基本主题。

维新派抬高孔子轻视《论语》

清朝一意地提倡宋学，特尊朱熹，康熙五十一年，升朱熹配享孔庙。朝廷越是刻意崇扬朱熹于上，文人们越是肆意贬低于下，“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都是直指理学的。有人作《四书改错》，斥责朱熹的注没一条不是错的，其错之大是“聚九州四海之铁也铸不成的大错”。清儒在《宋儒渊源记》里，对那些在清初传述朱熹而获朝廷崇信的人，都不被列入其中。此书虽不重要，但其学风可见。

儒家与王朝之间的这种学理不合，在历史上少有，这个特殊性明显与异族统治有关。在王朝交替之际，清初诸儒抱有反清复明的意愿检讨前朝，以及前朝的理学心学。顾炎武在《日知录》考据典制的同时把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理学、心学的空谈而不务实：“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谈孔孟，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对孔子论政论学的根本要义完全不问，一味地讲心性。随着清朝稳定，复明无望，儒家们开始做基础的研究，结果成盛极一时的专重训诂名物的汉学，避开了朱熹的理学，也就等于避开了《论语》。

到乾隆嘉庆时代，一方面因为有朝廷尊朱熹，一方面有取媚于朝廷的文人奉朱熹为正学，又有清廷的文字狱，很多文人只能改做经学，在故纸堆里争意气。虽然很重视“学以致用”，但实际上他们的考证越深入，与现实的政治文化相隔的越远。也有今文学的重倡者，专求微言大义，提出了“张三世”、“通三统”、“受命改制”等一些被认为很怪异的议论。道光年间，今文学日盛，龚自珍、魏源是其中的著名人物，龚自珍通《公羊春秋》，但他所作《古史钩沉论》已经不像清初儒家那样因循古史，而有了阐发民权的议论，他对清末的学者影响很大，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而魏源除了辨伪书，作《海国图志》，鼓励了目光向外的姿态。

实际上，宋明理学已经深入在社会的细密机理中，儒家的案头努力并没有改变现实中的文化状态，即使在儒生中也有桐城一派儒生重倡古文学，以儒学道统自任，为宋学辩护。曾国藩的为文也尊桐城一派，在朝在野他都是儒家道德模范的形象。

清末康有为，从广东大儒次琦学习六年，那个时候，西学开始进入中国，他买来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各种西学著作，那些书还都只是最浅显的普及书籍，或工艺医学等书，完全没有政治哲学的书，但梁启超说康有为“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

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表面上是辨伪书，实则他已经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变法动员。从汉朝以来，经学就有今文古文之不同，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解释方向。康有为说，今文学所依的《公羊春秋》等五经版本都是孔子的真经，经孔子７０多弟子后学们口说传授，虽然后来有些窜乱，但大致是可信的；而东汉以刘歆为主力的古文经学所依赖的《左氏春秋》等五经版本全部都是刘歆伪撰或篡改的，刘歆所为是为了协助王莽篡汉，所以要掩盖孔子的微言大义。他说：两千年岁月时日，聚千百万士子问学，统二十朝制度，却都是奉伪经为圣法，竟没有一人敢违抗，没有一人敢怀疑，把孔子托古改制的圣法完全弃之一边了。所以“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而刘歆所说今文不可信的理由，是说秦始皇已经把后世所传的六经烧毁了。康有为辩驳说：秦始皇烧的是民间流传的书，博士职业所用的书百家自存，因为秦皇焚书是想“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所以他说，秦皇尽烧六经完全是刘歆造的谣言，他为了作伪书，又听说有秦皇焚书一事，就“一举而归之”。康有为这一番改写历史的辨伪实际上是在为他以后要说的话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