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四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孔子创立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只有正确认识评价，才能在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中提供有益借鉴

孔子创立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沿袭２５００多年的历史上，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四治”思想，作为儒学的核心和精髓，不仅是中国宝贵的优秀文化，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只有正确认识评价孔子的“四治”思想，才能在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中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孔子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

提倡“仁治”。“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一书中讲到“仁”有１０４处，君子１０７处。人与仁的概念，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提倡“德治”。就是主张用“德治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指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环绕北极星那样，心悦诚服的接受统治。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削减苛捐杂税，使人民得到“宽、惠”。二是注重犯罪的经济原因，认为盗窃的发生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百姓得不到好处而为，主张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对“不教而杀”。

孔子的这种对庶民也要“齐之以礼”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周礼“礼不下庶人”和“折民惟刑”旧传统的重大修改和突破。三是“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孔子虽主张“德治”但从不否定刑罚等暴力作用，每当教化无效时，他也主张诉诸刑罚强制力。如“郑国多盗”，统治者出兵镇压，孔子称赞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提倡“礼治”。就是主张用“礼”的方式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立身治国非有礼不可，在《论语》一书中有７４处记载论礼。孔子说“为国以礼，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意思是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就像秤、绳墨、规矩一样的重要；不以“礼”治国就如没有耜（古代的农具，用于锄地）而要耕地一样。

孔子主张“礼治”，但不排斥“法治”，他认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治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这就是说，礼则重于教化劝善，“防患于未然”，而法则惩戒于后，测重于罚恶，两者各有不同的作用。

提倡人治。在治国的问题上，孔子很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提出“为政在人”，这是从“德治、礼治”的结合中得出的必然逻辑。孔子认为，在“礼治”下，各级贵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要实行“德治”，又必须以有德者能居高位为前提，否则便不能发挥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到国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的兴衰问题，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礼的“亲亲”原则，要求“举贤才”，主张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也能参与国政。因此，提出了“为政在人”和“先有司，郝小过，举贤才”的主张。后人把这种主张叫做“人治”或“贤人政治”。

二、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

孔子虽主张“人治”，但他并不否定“法治”作用。一是对社会犯罪，他主张“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反思历史，笔者认为，“人治”与“法治”，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就没有保障；只有“法治”没有“人治”，“法治”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正确的“人治”是奠定“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是“人治”的具体体现，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这就是说要想通过法治实现统治，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守法、执法队伍即“人治”。而真正的法治是与政治的民主相联系的，没有民主政治，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实行“依法治国”，防止社会不正常情况下的“人治”即“以人定法、以权压法”的历史悲剧重演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孔子提倡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在历经古代、近代血脉承继和修改完善后，已对中国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时隔２５００年后的当代，仍保留着其它文化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三、孔子“四治”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创立的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产生了长久而深远影响，但却经受了历代不休的争议，褒贬不一。尊孔者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反对者视为绳索桎梏，时而捧上云端，时而打入地狱。誉者自誉，毁者自毁，分歧扰攘，史不绝书。他在历史上的美名和骂名是罕见的。在封建制度诞生初期，孔子思想以其保守迂阔之特点，见恶于诸侯，斥逐于新贵，非议于诸子，焚禁于秦皇，其政治厄运，无以复加。然而奇怪的是，秦始皇以残酷暴政由西向东统一了中国的政治，而孔子却以儒教“四治”自东向西统一了中国的思想。试想，一个能让历代中国人极力推崇、顶礼膜拜，让历代帝王不断加封追谥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是不会声名狼藉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论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还是“十年浩劫”中“批林批孔批大儒”，在历尽沧桑和洗礼之后，其思想继续闪烁着光芒。

当然，孔子学说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可能视为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因为，孔子创立“四治”思想的政治背景，是在诸侯争霸的西周末期，当时面临晋、齐、鲁交恶于北，楚、吴、越争雄于南，秦、晋、楚相逐于西，吴、楚合谋鲁于东的乱世更替社会中，距今２５５０多年；孔子攻读和整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时的生活环境，单说照明设备，何谈电灯电器，恐怕有否蜡烛油灯，亦不可得知。即使在如此简陋原始条件下“创办儒学”，孔子仍然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而用２５个世纪后的现代科技文化包括手机电脑、宇宙飞船探究孔子思想，无异有着落后时代和消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