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

由于长期以来舆论一律的宣传与教导，人们习惯于把孔子当“圣人”，把“圣人”的每一句话都当成真理。实际上，任何人的话，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的。任何人都有他的知识盲区，任何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差错和失误。《论语》中有的一些话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比如“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等等。其看问题的简单化、机械化、绝对化和下结论的轻率和随意，是显而易见的。仅仅因为孔子被钦定为“圣人”，为“万世师表”，人们对他所说的话就不敢或不愿进行分析和批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孔子的话当成了皇帝的新衣。尽管自己不知道“新衣”是什么颜色和式样，也大声喝彩，大加赞赏。调动所有的脑细胞、发挥全部的想象力，引经据典，连篇累牍，一本正经地论证这件“新衣”的美妙、新奇、睿智和神圣。但真正一语中的的，却是那个乳臭未干小孩子：皇帝没有穿衣服！

真理是相对的，也是有条件的。水的沸点是１００℃，在地球的海平面当然是真理，但在高海拔地区，就是谬误。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讲了孔子那个“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得”的观点，许多人觉得讲得对，讲得好。于丹的讲解，对于那些丰衣足食、家有余资的人来说，当然是对的，是金玉良言。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要那些不得不以性为谋生手段的人戒“色”，要那些终年劳累而讨不到工资的民工戒“斗”（文斗当然也是斗），要那些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老农戒“得”，那就只能是一种黑色幽默了。于丹教授是不是完全读懂了《论语》呢？恐怕未必。有人问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有没有性别歧视？她回答说这句话中的“女子”既可以解释为女人又可以解释为女人和孩子，“小人”既可以解释为与君子相对的那个小人，也可以解释为小孩子。两种解释都可以成立。她倾向于把“小人”理解为小孩子，从而得出了孔子在这句话里没有性别歧视的结论。实际上，无论是前一种解释还是后一种解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都存在语病。因为如果“女子”既可以解释为女人又可以解释为女人和孩子，那么，女人是按性别划分的，小孩则是按年龄划分的，小孩中也有女性，女性中也有小孩。这句话在逻辑上就犯了概念错误；如果“小人”既可以解释为与君子相对的那个小人也可以解释为小孩子，那么，君子、小人是按道德品质划分的，小孩子是按年龄划分的，君子、小人里面可以有小孩子，小孩子里面也可以有君子、小人，这句话在逻辑上同样犯了概念错误。“养”是什么意思？它有“供养”、“培养”、“抚养”、“侍侯”、“驱使”、“治理”等多个义项，这里如果取“抚养”、“侍侯”的意思，那么，对品性卑劣的小人，就不是什么好养、难养的问题，而是一个值不值得养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了。这句话就前后文脱节了。另外，不论这句话中的“女子”和“小人”指的是什么，“养”是什么意思，把所有的女子和小人看作一成不变的、毫无例外的东西，全都“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显然是片面的、以偏概全的。是一种违背客观事实和不负责任的说法。可以说孔子在这里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于丹教授对这句话的理解模棱两可，莫衷一是，说明她对这句话的理解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说明她并没有完全读懂《论语》，在这一点上，她仍然只是“猜测”而已。勉为其难地去解释《论语》中的难以解释的语句，牵强附会地作出维护孔子形象的解释，是一种“为尊者讳”的陈旧观念的体现。我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要么文字上有错漏，要么存在语病。只要这句话确实是出自孔子之口，孔子就免不了有性别歧视之嫌。孔子有性别歧视，作为一个古人，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没有必要为他遮掩。如果这句话出于别人之口，或者出于现代人之口，人们会反复背诵，连篇累牍去注释吗？要是你听见一个凡夫俗子这样说：“世界上的女人和小孩子最不好打交道，亲近他们，他们就对你不客气，不亲近他们，他们就怨恨你。”或者说：“世界上的女人和卑劣的小人最不好打交道，亲近他们，他们就对你不客气，不亲近他们，他们就怨恨你。”你要不以为这人是一个弱智者，或者是一个脑子出了毛病的人才怪呢。

读《论语》，你不能不为某些语句感到困惑。《论语》中有些语句很容易解释，但仔细一想，又觉得孔子的说法有问题。比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掩盖真相的正直能叫正直吗？《论语》中有些语句很不好解释，比如“里仁为美”。一个人云亦云的说法是，“里仁为美”就是“居住在仁德的地方是美好的”的意思。人具有道德的属性，难道地方也有道德属性？试问，泱泱中华，哪条街道、哪个村庄是仁德的？哪条街道、哪个村庄又是不仁德的？一个地方仁德与否，应该怎样去认定？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住所吗？《论语》中有些语句可以有多种解释，如“君子不器”。“器”有器具、器量、器能、器重等多项意义。作为器具，又有大器小器之分。随便采用哪一个义项，都是说得通的。谁对谁错，只能由孔老夫子来评判，任何第三者的裁决都是不足为凭的。《论语》中还有些语句你高兴怎样理解就可以怎样理解，如“慎终，追远”。“终”指的是什么？“远”又指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慎终追远？为什么不慎远追终？“慎终，追远”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有孔子自己知道。许多出版物上的解释，当然也勉强说得通，但绝对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对“慎终，追远”四个字，要作一百种解释也未尝不可。当然，谁拥有话语权，谁的解释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头衔。

笔者所涉猎的几种诠译《论语》的著作，尽管各不相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作者不管是对孔子还是对《论语》，都无一例外地作了全面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无一例外地没有指出孔子和《论语》的缺陷，没有对孔子的错误观点和《论语》中存在的糟粕部分进行分析和批判，没有对《论语》中的任何问题表示过怀疑。这一刀切、一边倒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主观随意性的表现，说得直白一点，是一种不懂装懂的学术浮躁。

《论语》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的一种，是两千多年前的政治经济类作品。受时代的限制，它只能是奴隶制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的问世，当然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如果把它奉为圣典，认为它完全正确，永远正确，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