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天命敬畏自然──今天怎样重新认识孔子

《论语·雍也》）实际上孔子跟他的学生相处是很平等的。

孔子还有许多的事迹，此处就不讲了。现在讲讲最重要的，那就是：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当时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后来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导，而孔子学说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孔子创立儒学，与现在学者写著作不同，他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对古代的经典进行整理讲述，以讲述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以述为作”，是中国最早的解释学。中国的解释学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可以另做研究。但有一点：中国的学术，从孔子开始就以解经的方式进行，这样就有个特点，那就是保持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不象西方那样不断翻新。

关于孔子其人，我就简单地谈这些。孔子虽然是个伟大的圣人，但也是个很平常的人，他就是通过自己的艰苦学习，而成为一代伟大的思想家的。他建立的学说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我这里不能全述，下面就着重地谈两点。

二

首先，孔子的思想学说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元问题”是什么？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个“轴心时代”，不同的文明形成不同的轴心。孔子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轴心时代，那么，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元问题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看法是，中国文化从孔子开始，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天人之际”的问题，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文化始终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当前我们重新理解孔子思想时，必须把握住这一点；在进行中西文明的对话时，我们的对话也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

史学家司马迁就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种非常准确的把握。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只是个史学家，就认为这话没什么意义，没什么价值，就可以忽视他的看法。但有些学者却不这么认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思光教授，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学界以个人之力完整地写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冯友兰先生，一个就是劳思光教授。但他的哲学史完全受西方哲学的影响，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西方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认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根本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应该是主体意识问题。劳思光当然也推崇孔子，因为孔子主要讲人，讲人的主体性意识。这一观点在现今哲学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中国哲学讲不讲主体性？孔子讲不讲主体性？当然讲，而且很重视主体性。但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是大不相同的。我认为，当我们深入中国哲学的研究时，就会发现，我们很强调“天人之际”，这不同于西方的那种孤立的主体性，不是西方讲的自我意识。

关于“天人之际”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有两种说法：“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但主流是“天人合一”。老子、孔子都讲“天人合一”。重视“天人合一”，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实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方向。所以，对孔子哲学的元问题的把握，就该从这里入手。

那么，讲“天人合一”，“天”究竟是指什么？

有代表性的看法有这样几种。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讲的“天”是“主宰之天”，像西方讲的上帝，是个人格化的神。这种观点在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占支配地位。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就是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提出的。他认为孔子讲的“天”是指自然界，“天道”就是自然规律。这两种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一直到现在，讲孔子“天人观”的“天”究竟是什么，还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还坚持“天”是上帝，但大部分学者放弃了这种观点，冯先生本人就是这样。他在晚年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天”就是指自然界。我认为这是冯先生思想的重大转变，而这样的看法更加符合孔子的思想。

我个人的看法是：天，就是指自然界，这一点是确定的；但这个“自然界”不是西方人讲的那种与“人”相对立的“自然界”，不是让人去“征服”的那个“自然界”，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对于“天”的认识，从商朝到周朝有一个过渡，商朝的时候叫“帝”，周朝的时候叫“天”。当然，在周朝时，“天”有时也叫“帝”，但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天，颠也”（《说文解字》），就是指广袤的宇宙，具有空间的意义。这已经和人格化的上帝发生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从周朝开始，对“天”的意义提出了怀疑，一直到孔子时期，“天”的意义发生了很重大的转变，这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的“宗教改革”，非常重要。

孔子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什么话啦？四时在那里运行，万物在那里生长，天什么都没说啊！但学者们对这句话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按冯先生原来的看法，天本来能说话，但它不说话，所以才叫“天何言哉”；若是个本来就不会说话的东西，比如桌子，那就无所谓“言”了。这有道理。但另外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天本不能说话，因为天就是指自然界，所以它本来就不能说话。那么，关键就是怎么理解这个“自然界”。按照西方哲学的观点，自然界是个物理的世界，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或者已经死亡的世界，只是人认识的对象。但在孔子的理解，自然界却是个不断的有生命创造的自然界。这是中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所以，“天何言哉”固然是指天不说话，但天却以它的生命创造为言说，人不仅要倾听它，而且还要实现它。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要实现它。“生”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从生命的创造，进而讲到生命的价值，这是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关键所在。

生命的价值是由人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是很伟大的。但人并不是把自然界当成个对象去认识它，主宰它，而是要实现它的价值。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在路过宋国时，因为相貌与阳虎相像，桓魋要杀他，把他当作阳虎围困了起来。孔子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那么，天怎么生德于我呢？“德”是个价值范畴，自然界有价值吗？这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就认为，这里的“天”就是上帝，天生德于孔子，就像上帝让耶酥去传教一样，是一个宗教的使者。但孔子却从未承认过这样的身份，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宗教人物。他自认不是“生而知之者”，更不是上帝授命于自己，让自己去传教。那么，“天生德于予”的“天”是什么？只能是自然界。自然界潜在存在着某种价值，由人把他实现出来。这就是“天人之际”的一个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