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我的第一书

在解释学和符号学作为跨学科、跨文化的意义分析方法学的今日，《论语》的读解法得以进一步精细化。因此，《论语》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也取决于其与现代读解方法论之间的互动。结果，这部历史性经典，将以其新的“意义效果”发挥其新时期的引导作用。《论语》这部奇书，既保持着它的读解历史根源性，又表现出其现代开放性。在我个人的《论语》阅读史中，对其（在中国古典典藉世界中）特殊历史经历的关注，也就扩展到对其（在人类现代书藉世界中）发挥普遍效用的关注。无论对社会实践而言，还是对学术思想而言，《论语》的人类普适性，均表现在其对个人和集体的伦理心术或动机的判定上。于是，时当新世纪，《论语》也不再只是一部中国之书；它应当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章太炎早言，古代中国之天下即现代人类之世界；但他却未解：西方之书藉也即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集体之书藉。实际上，无论是《论语》等东方古典文藉还是现代西方书藉，今日都是浩瀚太空中地球船共同体的公共精神财富。也只有在超越了东西方文明对立的狭隘视野之后，《论语》的普适伦理学价值，才能在中国和世界发挥其重大的伦理学作用。寄望于此，称其为我之“第一书”，谁曰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