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法志士到学术大师
1894年,梁启超离开宁静的书斋,跟随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斗争中,为救亡图存四处奔走。
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倚梁启超为左右手,变法中许多重要的奏折都出自他之手,当时他才只有25岁。后来,清廷通缉他,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开始旅居海外13年的流亡生活。
但梁启超很快从变法失败后的阴影中走出来,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西方文化,执论界之牛耳。
晚年梁启超学贯中西,在清华大学就任导师,深受欢迎,“每逢上课,不但教室座无虚席,而且走廊、过道、门外都挤满了学生。”
作为教育家──致力开民智一家三院士
离崖门海口不远,新会县城南面十公里的茶坑小村,就是梁启超出生地。他的祖父是茶坑村唯一一名秀才。
近日,记者来到茶坑村,寻访到梁启超唯一留在家乡的后人──侄孙梁瑞其,他称梁启超为“大公”。讲起“大公”生前故事,梁老滔滔不绝。
梁瑞其回忆,“大公”自小就十分聪明,勤奋好学。听父辈讲,他四岁就开始学习写字,读《四书》、《五经》,八岁就会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当时,乡里人都称梁启超是“神童”。
梁瑞其说,“大公”不仅一生以天下为己任,而且教育子女,也要求他们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孩子们小时,‘大公’常常与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后来,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
在“大公”的教育下,他的9个子女个个成为国家栋梁。其中,长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则是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大公’家出了三个院士,在中国绝无仅有!”
梁启超故居离茶坑村口约有数公里,绿树成荫,繁花簇拥。故居房屋青砖黑瓦,外表看上去像是一幢普通的青砖瓦房,只在入门处立了一块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了解,1996年,梁启超故居就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在江门地区是唯一的一家。
作为思想家──他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广东省康梁研究会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志钦:
梁启超一生成就特别大,在政治上,他主张平等,重视法治;在学术上,他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泰斗,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有巨大成就,影响很大;在经济上,他主张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在教育上,他主张启蒙,开民智,造就一代新民,启发了好几代人,晚年更是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
天津梁启超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
梁启超在过去受关注较少,但近年来,关于他的研究越来越热,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具有很多现代人的因素,他的思想现代性非常突出。
梁启超一生都在追求民主政治,追求法治国家,追求平等和个性解放;他关注世界思想走向,引入很多国外先进文化,他还是中国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之一,虽然他当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我们现在有差别,但当时西方的很多思想都是他最早引入并加以创新的,我们现代人文学科的很多领域基础都由他奠定;另外,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之后,告别政治,专心做学问,此时,他借鉴西方的理念和研究方法,对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贡献巨大。
李教授认为,梁启超精神在今天仍然值得弘扬,首先是他的开放精神,主张中国应当走向世界,与世界相融合;其次,梁启超一生都在主张改革,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富强;另外,梁启超对任何事都充满希望,对生活总是充满热情,他主张“希望是人生的支柱”,一生不怕打击,充满信心,甚至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他仍在医院抱病苦读,此种精神尤为值得钦佩。
现代人还应当借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教育子女也非常现代化,他的家庭讲民主,教育子女不是用自身的模式,而是注重发挥子女个性和长处,不论男孩、女孩,都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他的子女后来都成就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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