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学者谈巴金

郜元宝：巴金青年时期才华卓著，晚年无愧于新文学传统

在巴金百岁诞辰之际，大家纷纷向这位呼吁讲真话的文坛老人致敬。记者电话采访了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郜元宝。郜元宝认为巴金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严肃文学内部的“通俗作家”。１９４９年以前，巴金是拥有广大青年读者的优秀的现代作家。巴金早年甚至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都一直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指向直接的政治行动，而是转换为一种表达进步青年追求自由和人道的现代精神的不竭的文学冲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没有出路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文学对于巴金的意义，首先是对于人道的呼喊，对于光明的赞美，对于进步的期盼，对于违反人道、阻止进步和妨碍光明的事物的诅咒。巴金的作品，总是一种充沛的感情的倾诉，感情的充沛，就是巴金作为一个作家的天赋才华，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郜元宝说，根据他个人的阅读经验，巴金的作品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巴金的作品虽然也继承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学的因素，但其内核，乃是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保证这一精神自由伸展的开放的世界眼光。我们必须承认巴金的一些作品非常优秀，如《寒夜》，已经被公认为上世纪４０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一部杰作。在总结１９４９年以前巴金的文学贡献时，郜元宝说巴金是在新文学的严肃文学系统内部具有通俗倾向的作家，他成功地将西方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融入中国新文学中，没有生吞活剥的痕迹。

第二阶段：《随想录》反思文革，情真意切，目光远大。郜元宝说，巴金后来的文学成就，集中体现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发表的《随想录》中。《随想录》的主要内容，是巴金从自己切身经验出发来反思文革的悲剧，他把这种反思性的写作叫做“讲真话”，不仅情真意切，而且见解深刻，目光远大。在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已经对文革作出普遍接受的盖棺论定之后，巴金感到还有话要说。确实，抽象的、高度理论化的历史叙述和定性分析，代替不了感性的、个人化的回忆与反思。应该允许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走进历史，也应该允许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对历史形成某种个人化的认识。这是保证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不至于苍白模糊的一个关键。巴金呼吁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更深入地探讨文革的成因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这绝不是所谓纠缠于过去，或者老年人的思想凝滞，而是有其极深刻的见地在。在这一点上，他不愧是五四的儿子和鲁迅传统的继承者。尊重一个文学家，首先不仅仅要尊重他的社会地位，他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他的思想，包括他已经说出和没有说出的思想。巴金曾经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现在看来，也许盖棺有日，实现无期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最后，郜元宝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作家巴金的创作历程：青年时期才华卓著，晚年无愧于新文学传统。

李兆忠：拒绝传统的国际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李兆忠对记者表示，他主要对巴金在国际题材上的写作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因为这方面与他的研究领域有关。李兆忠说，从艺术上衡量，在中国的作家里面，巴金算不上一流的作家。他特别指出，这里只从艺术上谈，并不涉及对巴老人品的评价；事实上，巴金本人十分谦虚，一再否认他是个文学艺术家。李兆忠分析，这是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道路上，文学以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作者的创作。

谈到对于异域文化的学习和创造，李兆忠认为，巴金是一位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作家，他虽然也是运用写实的手法，但是语言却很是欧化。同时，他对中国传统中的东西非常排斥，他坚定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精神，没有其他作家的“两面性”。但是，李兆忠认为，巴金的小说，缺乏厚度和理性的深度。对于文革，巴金虽然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却没有真正地从理性的高度、从深层次原因来认识这个民族灾难。作为一个艺术上不十分成熟的作家，巴金之所以有这样高的地位，是历史造就了他。他的创作还没有走到成熟的时候，就遗憾地中断了。

对于巴金一些描写国际题材的小说，李兆忠也客观地指出，巴金具有局限性。李兆忠说，巴金凭借一种“道德激情”进行创作。他可以根据时代精神，改编生活的真实，所以难以真实地表现社会的本来面目和复杂的内涵。他往往人为地让作品人物演绎反封建思想，却忘记了忠实于生活的原则。对此，李兆忠分析说，在当时国际主义的影响之下，巴金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共性，而往往看不到其间的差异。国际题材中的种族文化差异、东西方文化差异，这些广受重视的内容，在巴金的视野中并不存在，感觉不到本土的气息。巴金的写作动机，是在其人类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追求光明，为全世界受压迫的人呼唤，但是，他的国际题材写作始终存在一种西方式的“二元对立”的主题，如善与恶，贫与富，神与人等等。

林贤治：不应该神话巴金

当我们采访著名学者林贤治先生时，他自嘲地对记者说，如果说我们是文盲，巴金就是小学三年级水平。他解释说，如果分别把现在的巴金和过去的巴金比较，和鲁迅比较，和外国作家比较，也许就可以看出，巴金究竟处于什么样的高度。林贤治这样简述他所认为的“三个比较”：

第一，后来的巴金相对于他年轻时的斗争热情，对权力的挑战，是大大的退步。林贤治认为，现在评价巴金为“斗士”，未免太过。但他同时也认为我们应当肯定《随想录》中批判的态度，肯定书中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部分。但是总体上，巴金的《随想录》的检讨和批判，是不深入的，更谈不上深刻。巴金对于文革悲剧发生的体制根源，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也就没有更深的开掘。

第二、和鲁迅相比，巴金在对社会问题介入的深广程度以及不妥协精神上，都远远不如鲁迅。因此，林贤治不满意把《随想录》和巴金本人捧得太高，不愿意看到中国又一次人为地制造出知识分子神话。林贤治认为，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总体境界并不高明，制造神话，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第三、和国外的知识分子比较，如德国的格拉斯、英国的奈保尔和南非的库切，这些作家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底层或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的、混乱的、腐败的、黑暗的现实，表达了他们对专制主义无情而有力的鞭挞，并且对这种专制主义根本性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揭露。从这个角度看巴金，会发现他没有对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人文环境进行认真思考，而这一环境却恰恰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林贤治说，外国作家非常清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良知是什么，他应该做些什么，而巴金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所做的，却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巴金对造成文革大悲剧的根本性原因并没有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