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巴金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文坛觉醒最早的人,又是最善于总结和反省极深刻的人。他晚年的《随想录》很多居于这一类。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提到“造反派”,他从生理上感到厌恶,一听到样板戏,他就会全身颤抖;同时他又非常严格地解剖自己。
《小狗包弟》表达了一位经历劫难的老人对自己的解剖。他的心地敞亮,毫无遮拦;又不仅仅是反省,还有严厉地抨击,说他抨击、揭露,却没有任何评述,只有两对活生生的动物形象,但又令人看了似声声钢鞭落在身上,震撼人心。
《小狗包弟》讲两只小狗的命运,都是“文革”中的真实故事。在一个城里,一位艺术家养着一只小狗,它和艺术家相处得很好。“文革”时,城里发生前所未有的武斗,艺术家害怕,跑到别处躲起来;后来又被揪回来,说他里通外国,是革命。批斗他,他不承认,就痛打,拳脚交加,头破血流,把一条腿打断。批斗结束,他走不动,专政队拖着他游街示众;衣服撕破了,满身是血和泥,口里不断发出微弱的呻吟。认识他的人见到他这种状况都掉开头去。忽然一只小狗从人丛中奔出来,非常欢快地朝他跑去,亲热地叫着,到处闻闻舔舔,用脚爪在他身上抚摸。专政队赶它、吓它,用脚踢,都没有用。它一定要留在朋友身边。后来专政队用大木棒打断狗的后腿,它发出几声惨叫,痛苦地拖着一条残腿走开;地上留下血迹……艺术家被关了几年后,放出来,他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点肉,去看望他的小狗。邻居告诉他,那天狗给打坏回来后,什么也不吃,哀叫三天后死了。
这里涉及两种动物两种生命──人和狗。两种动物有区别,人都说人是高等动物,狗当然不如人。生物学上是这么说的;但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在某种精神世界里和个别问题上,却还有别样。人看到认识的人落难,避免连累,绕开走,在那时是常事,不曾有什么责难。但狗不一样,它不谙世事、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阶级斗争”;它没有乌纱帽,没有组织关系;它只有一颗纯洁赤诚的爱心;于是“不知好歹”地、“奋不顾身”地直奔朋友身边……
这是巴老写的别人的故事。巴老家里也养着一只狗;这只狗最初是位外国人所养,叫“斯包弟”,辗转来到巴老处后叫“包弟”。它和巴老一家处得很好。它很聪明,陌生人来,他就会叫几声,唤住它以后,随即安静。门外行人走过它也会叫几声。客人来时,它会跑到客厅里向客人站立作揖,讨些吃的,很惹人爱。也许正是它这些特点,招来了悲惨的厄运。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四处扫四旧。晚上,附近的小孩常来打门,叫嚷要杀小狗。听见包弟叫,巴老就胆战心惊,生怕会把扫四旧的红卫兵引来。家人劝他把包弟送走,免得惹麻烦。他请大妹妹收留,可那时谁愿意接受。后来说送医院,由科研人员作研究实验,他又不愿意。以前他出门回来,包弟就向他作揖,讨吃的;现在见它,他就暗暗流泪。
形势越来越紧。隔壁住着一位工商业者,红卫兵到他家扫四旧。隔壁的动静,他都听得清楚,透过篱笆也看得见。他毕生第一次看人抄家;拿东西出出进进,大声叱骂,坛坛罐罐摔得叮咣响,实在可怕。十多天,他睡不着觉。一天和夫人商量如何处理包弟,决定还是送医院。包弟送走了,他外出回家,再也听不到包弟的叫声,也看不到它来作揖,好像清静,少了一层担忧。可是到晚上,他睡不着觉了,心情不但没有轻松,反而背上沉重的包袱。他面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给他作揖的包弟,而是躺在桌上剖开肚皮的包弟,连他自己也受了解剖似的。不能保护一只小狗,他感到羞耻。为了保全自己,把包弟送上解剖桌,他瞧不起自己。他就这样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一方面想保存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堕入地狱。觉得自己变成了包弟,躺在解剖桌上,却幸还没有死。
读了这段文字,我陷入了深深的冥想。那时,每个人都在设法找到一个“安全岛”。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健康,没有了自由,还谈什么,为了自己的安全,顾不上别人;有的甚至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性”,不惜牺牲自己的同志。何况是只小狗,即便是胞弟又如何?那时养狗肯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追查起包弟的来历,涉及外国人,说不定又有“里通外国”之嫌,更说不清……但巴老却由这个事件感到严厉自责。说明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格,他追求心灵的圣洁,最高尚的境界。当然,这也同时影射和批判世俗那种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牺牲他人的卑劣行径。他在“文革”后,即刻看透了并抓住这种社会普遍性的、即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心理,并严厉鞭挞,虽然他在文章里并没有明显指责别人,但明白人都看得清楚,他批判的不仅仅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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