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三·一八惨案

一九二六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中国人民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当时，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奉、鲁军阀进攻国民军，并且根据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干涉和联合示威，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

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学校、团体代表于十七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开会，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赴国务院请愿，要求驳斥八国通牒，勿为武力所屈服。请愿代表与卫队发生冲突，多人被打伤。

十八日上午，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总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在演说中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会后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请愿。要求会见执政府的国务总理贾德耀，被拒绝，群众正待转移往吉兆胡同找段祺瑞，卫队旅长经请示段祺瑞后，竟向群众开枪，又指示大刀队插入群众队伍肆意砍杀，群众被杀害者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学生，成为震惊中外的大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国务院发出通电，无中生有，诬蔑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一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一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暴徒手数支”。十九日，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诬指他们“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殴军警”。

三月二十日，为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在“时论”栏刊登了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陷青年“啸聚群众，挟持枪械”，“殴击警卫队”，指责他们“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攻击共产党“必欲置千百珍贵之青年于死地”。《晨报》主笔陈渊泉于三月二十二日，发表了《群众领袖安在》的署名社论，追究“所谓‘群众领袖’之责任”，胡说“群众领袖”胁迫、诱骗青年去执政府请愿，自己却“一车疾驰，不知去向”，因此，“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之手。”“呜呼！铁狮子胡同之死难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各处医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众领袖无与也。”三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三卷六十八期上，发表了陈西滢的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

段祺瑞执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三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段祺瑞是“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并强调指出：“唯一的办法，只有实际的行动，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三月二十三日，北京各界人民数万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陈毅同志（公开身份是北京中法大学学生）担任大会主席。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在本校大礼堂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追悼会。三月三十日上午，广东大学召开追悼北京殉难烈士大会，中国共产党粤区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担任主席。上海、天津、桂林等城市，也开展了声讨段祺瑞卖国政府的抗议活动。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得知段祺瑞卫兵枪杀请愿群众的事，极度愤慨，那时他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已写了三节，听到这惨绝人寰的消息后，无法再按原来的思路写下去，把满腔的悲愤注入到这篇杂文的四至九节中，鲁迅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并郑重其事地在文末注明：“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月二十五日，鲁迅参加了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他积愤难遣，长时间独自在礼堂外徘徊，接受追悼会的服务员程毅志的要求，决定写一篇文章记念刘和珍。这一天，写《“死地”》，针对研究系所控制的《晨报》上几个论客的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再蹈死地的谬论，进行了驳斥，鲁迅说：“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并启发青年从这次徒手请愿的流血事件中吸取教训，认清北洋军阀政府的凶残本质，进行更有效的战斗。三月二十六日，写《可惨与可笑》，揭露段祺瑞政府为屠杀群众寻找借口而制造共产党“暴动”的谰言。指出伪造证据、强加罪名，是清末以来反动派屠杀人民、陷害革命者的惯用伎俩；同时还戳穿了当时的教育总长妄图借此排除异已、安插亲信的阴谋。就在这一天，《京报》披露段祺瑞执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自三月底至五月初，鲁迅先后在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作短期避难，并坚持进行教学活动和创作活动。四月一日写《记念刘和珍君》，沉痛悼念死难烈士刘和珍，愤怒谴责反动派。四月二日写《空谈》，总结这次惨案的教训，号召革命者改变斗争策略，停止请愿，采用“别种方法的战斗”。

（摘自薛绥之　柳尚彭《〈记念刘和珍君〉教学难点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