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有关资料

这是诗人在死前两个月，即元嘉四年（４２７）秋九月为自己写的挽歌。全诗共１８句，可分为五个层次。除最后两句单独为一层外，其余每四句为一层。前四层分别描写了死亡、出殡的季节、时间，坟地环境、气氛，下葬及与世人永别，安葬后送葬人回家及他们的哀伤。最后两句总结全诗，表达了对死的看法。诗按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写出死后安葬的全过程，从中可见诗人面对死亡无忧无惧、处之泰然的人生态度，并无凄凉、黯淡的情调，与一般挽歌哀伤的情调截然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挽”的是自己，而不是亲族、朋友；另一方面是因为诗人要表达对死的看法，“挽”，仅仅是诗人抒发思想情感所借助的一种形式而已。

课文引用的四句诗按意思应分属两个层次（第二句后应为句号），前两句与“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为一个层次。“亲戚”“他人”均属“向来相送人”，即给诗人送葬的人们。“他人”，即诗中的“贤达”，指诗人生前好友。“亦”，也，语气副词。“已”，已经，时间副词，用法同“幽室一已闭”中的“已”。这两句的意思是，亲族们有的余哀未尽，别的人也已经唱过挽歌了。两句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亲戚”“他人”都因诗人的死而悲哀过。有人认为“亲戚”与“他人”悲哀的程度有所不同，笔者认为，对诗人的思念之情，“他人”有的可能比“亲戚”更甚。如“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两句就通过想像写出诗人死后，那些与诗人志趣相投，经常往来酬唱的生前挚友的惋惜、哀叹之情。这虽是诗人单方面的想像，但这是以双方的感情、友谊为基础的，是合理的。在这首诗里，诗人不可能写到这些友人在他死后不久便将他忘却而“已经唱起歌来了”，也不可能写到与诗人无关的“别人”，否则，既与诗的主旨不合，也不合诗人的个性、品质及人生观。因此，这两句诗的真正含义应该是：亲族们在安葬死者时十分悲哀，有的还要悲痛一些日子；友人们在祭奠亡友时，颂读祭文、咏唱挽歌也哀伤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死者还期望什么呢？换一个角度说，作为活着的人也只有对死者哀悼、思念罢了，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接下来诗人作结道：“死去何所道（按：“道”，有人训为“适”。无论“道”“适”，均不悖诗意），托体同山阿。”这两句是全诗主旨所在，表达诗人对死亡的看法，一种看透人生的清醒和淡泊、脱俗的态度。

鲁迅先生的引用，其正意在前两句。文章第６节第２段，语意承上段一转，指出革命者的牺牲毕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人们将会永远纪念她们。接着便引用了这四句诗，并在结尾写道：“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意思是，倘若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能永远纪念死者，记住这惨痛的教训，那么，烈士们的鲜血就不会是白流的了。诚然，鲁迅先生在引用时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和积极的含义，与陶潜原诗相比，其境界就高出甚多了。

──摘自《试析〈记念刘和珍君〉中两个疑点》，原载《中学语文教学》１９９６年１０期

【《记念刘和珍君》文中几个句子的解释（冯雪峰）】

有好几个读者写信给我，谈到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华盖集续编》）中有几处不容易领会，现在照我的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

１、原文第２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真的猛士，应怎样了解？又，为什么说真的猛士是哀痛者和幸福者？

照我的了解，真的猛士就是真的革命者的意思。这是泛指；有人以为系指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杀害的四十多个爱国青年，我们看原文却不是的。这样牺牲了的爱国青年固然也应该说是革命者，但作者在这一节话中并没有说到这一层意思。实际上，这些爱国者完全牺牲于反动政府的阴谋凶杀；他们当时只是为了援助外交徒手请愿而已。作者在全文中都并没有认为这就是革命的行动。──根据原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就正是指的反动政府凶杀这种黑暗事实。因此，这句话就是说，真的革命者是敢于正视这样黑暗的现实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也就很明白：真的革命者既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那么，他也就能够真正看到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他显然是最哀痛的。同时也只有真的革命者能够真正看到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这样，他也是最幸福的。这是和下文所说的庸人比较而说的，因为“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这里说的庸人，是平常人的意思。下文又说：“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这正是作者感到非常沉痛的。

２、原文第４节最后一段：“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当时是中国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候，青年学生和市民为了援助政府外交而向政府请愿，政府反而加以屠杀；当时的反动文人（《现代评论》派等）还说青年自己去送死。──这种最黑暗的统治和最反动的言论，可以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使一切爱国者和人民将都觉得事情已经到了尽头，说什么话也没有用了，只有举行革命；一种是一些爱国者和人民的革命分子被摧残了之后，全民族都被黑暗统治着，留下的爱国者和人民都悲观失望，民族就沉默地走到灭亡。也就是说，可以有两种沉默，一种是暴风雨（革命）前的沉默，一种是走向灭亡的沉默。

这是作者最大愤怒的表现，也是革命的号召。在发生惨案当天作者所写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的一些话，就可以说明这段话的意思，例如：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３、这篇文章以及前后几篇中，鲁迅先生都不以请愿为然，他是正确的吗？

照我了解，鲁迅先生是完全正确的，在原则精神上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像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那样的爱国请愿，毫无疑义是群众的一种爱国运动；向政府去请愿，提出人民的要求，也毫无疑义是群众的斗争方式之一。但请愿究竟不是彻底的革命斗争，也不是彻底的爱国斗争，尤其是向当时那样反动的政府去请愿，除表示出了群众的意向和力量，实际的效果是决不会有的。当时，我们的党就一方面领导着群众的一切爱国运动，一方面时刻向群众指出反动政府的实质，指出对反动政府不能存在幻想，同时更指出必须进行比请愿之类更彻底的爱国斗争，以教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爱国运动都无限关心，并且热烈参加和支持，那是不用说的；同时，他指出向反动政府请愿极少效果，这在提高群众的认识，鼓舞群众进一步走上彻底的爱国道路、革命道路上去，是完全正确的，是和共产党的战斗态度完全一致的。他在当时写的《空谈》一文中所说的像下面这样的话，就正是他的正确的战斗的态度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