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鸿门宴》里“王之”的译法其它

高中语文第二册《鸿门宴》一文里，有“怀王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句。课本把这句话的“王之”注释为“就是‘以他为王’。根据这个注释，“王”在这里就是意动用法。《古代汉语语法》（康瑞琮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一书第六页又把它作为使动用法，“王之”译为“使他作（秦地的）王”。究竟哪一种译法对？如何判断名词活用动词后，在句中作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本文就此略抒管见。在古汉语里，名词活用为动词，除了大量地充当一般动词使用外，还偶尔用如使动或意动。遇到后一种情况，要想准确地判断它在句是使动用法，还是意动用法，有时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战国策·齐策》里“孟尝君客我”这句话，“客”本是名词，这里用如动词，后面跟着宾语代词“我”。这句的“客”是使动用法，还是意动用法？“客我”又该怎样解释？翻开一些版本，就会发现见解不一。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三百一十七页把这句的“客”解释为名词“用如使动”。照此解释，“客我”就是“使我为客”。而《文言基础知识》（孙钧锡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一书又把它作为意动用法，将“客我”译成“把我当作客人”。同样是这句话，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译法？究其原因，就是名用如使动或意动，它们之间在形式上没有特殊的标志。它们的语法结构相同，都是把名词放在宾语前边活用动词：宾语词类相同，都是由名词或代词来充当。由于这些共同点，在语法结构上又无其它可供区别的标志，所以就给读者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

那么，是否有其它区别的标志？有，那就是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来判断，应该说这是唯一的标志。名词活用作动词后，如果在句中含有表示语“使”宾语所代表的事物成为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事物，这个名词就是使动用法；如果含有表示主观上“认为”宾语所代表的事就是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就是意动用法。根据这一道理，我们联系“孟尝君客我”一句的上文，不难发现，孟尝君是早已收冯谖做门下食客了。开始孟尝君不重视他，周围的人也瞧不起他，只给他吃些粗劣的食物。后来只是由于冯谖一而再地弹剑发牢骚，说“食无鱼”、“出无车”，孟尝君慷慨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给他“食之比门下之客”、“为之驾”，比门下之车客”，这时，冯谖才洋洋得意地对他的朋友说：“孟尝君客我。”可见，这句话的“客我”，不是“使我为客”，因为冯谖早已是孟尝君的食客了；而是“以我为客”。“客”在这里作意动用法。这样，把全句译为“孟尝君把我当作贵客看待”，就比较符合冯谖说这句话的实际。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本文开头提到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句里“王”字的用法。”王”读为wàng”，名词用作动词。在这句里它是用如意动，还是用如使动，我们也只能根据文意来判断。如果把“王”看作意动用法，那么“王之”就是“以之为王”，就意味着怀王对“先破秦入咸阳者”只是主观上承认他为王。如果把“王”看作使动用法，那么“王之”就是“使之为王”，就意味着不仅主观上承认，而且要履行手续，下令封他为王。怀王与诸将相约，目的是鼓励大家英勇杀敌，早日亡秦。宣布封赏办法就是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因此，我们觉得把“王”作后一种解释就更符合怀王说这句话的本意。

再者，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文章里得到证实。例如《史记·高祖本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这段话是刘邦对项羽的指责，逐一列举项羽的罪状。罪一里的“王之”、“王我”是对应用法。两个“王”都是名词用作动词。根据文意，我们认为“王我于蜀汉”不能译作“（项羽）承认我在蜀汉为王”，因为事实不是如此，是项羽“欲自王”，公然违背怀王当初同大家宣布的约定，不让“先入定关中”的刘邦作秦地王，强行封刘邦到别处为王，所以这句只能译作“封我到蜀汉为王”。“王我”的“王”在这里

就是名词用如使动。因此，我们根据后句文意推断前句，怀王说的“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王”，也应是名词用如使动。这样，前后句文意才顺，才能体现出两个“王”用法上的对应关系。《鸿门宴》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与《史记·高祖本纪》同出司马迁之手。《鸿门宴》里记叙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与《高祖本纪》记叙的“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指的是同一事情，说这话人的身分、对象、目的、语气又都一样，因此《鸿门宴》一句里的“王”也应看作使动用法，“王之”是“使之为王”，即“封他作（秦地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