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宴，尽显英雄本色

当然，我们无法讳避历史的最终结果，不能不承认项羽没有及时识破刘邦的野心，但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责备项羽鸿门释刘的行为，不能因此就认定鸿门释刘是他目光短浅的表现。统览《项羽本纪》，我们看不出项羽是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相反，他在许多问题上还颇有见地。请看他在杀宋义前的一段话：“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项羽识不破刘邦，只能证明刘邦伪饰技艺的高明，做假技巧的高强，说谎本领的高超。碰上这样一个“三高”型的政治流氓，项羽又岂能奈他何。这正如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楚汉之争，实际上是“狐狸同狮子的斗争，是小人同君子的斗争”（见启良《中国文明史》，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三国演义》里面的一个著名的片断──煮酒论英雄。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高谈阔论天下英雄，实际上是曹操在试探刘备是否具有称王的野心和本领，而刘备也深谙曹操的心计，小心应付。当曹操说破天下英雄“惟汝与孤耳”的时候，刘备大惊失色，连筷子都掉落地上。幸而一个惊雷帮了刘备的大忙，骗过了曹操。曹操认为连一个惊雷都怕的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放松了对刘备的看管，使刘备乘隙得以逃脱。曹操是何等人物，老奸巨猾、老谋深算的天下枭雄，也免不了上当受骗，更何况其他人呢？纵观《史记》中刘邦的种种卑劣表现，其伪善奸诈绝不在刘备之下，而于政治谋略曹操自非项羽可比，如此，欲使项羽在鸿门宴之时就识破刘邦的政治野心，岂非强人所难。如果我们联系韩信的悲剧，就更能证明这一点。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在击败龙且后，项羽曾派武涉劝说韩信：“且汉王不必，身居项王掌握之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后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可以说，这番话表明项羽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后，才彻底认清了刘邦的真面目，看到了他的勃勃野心。可惜，精明如韩信者，却惑于刘邦的伪善，在蒯通的精辟分析后，仍然坚持：“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而拒绝了蒯通的建议，最终落得个命丧长乐钟室，三族尽数遭戮的悲惨结果。韩信死前才大叹：“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也许有人会因此证明项羽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因为，即使项羽没有看穿刘邦的政治野心，但范增很清楚，而且劝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之气也。急击勿失。”应当承认，项羽的失败与其不善用人密切相关。司马迁在《陈丞相世家》中，就借陈平之口指出：“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但不能因为鸿门宴上他不听范增劝说就给他戴上“不善用人，不听谋臣之言”的帽子。一方面，项伯也是项羽的高参，项羽对其言听计从，有他从中调停，项羽不能不加考虑；另一方面，范增进言不当，他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服项羽，而且鸿门宴上未经项羽同意，便擅自叫项庄舞剑，借机刺杀沛公，这无疑是给项羽难堪。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项羽所不允许的，若非项羽尊范增为亚父，凭项羽的性格断没有范增的好果子吃。更主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项羽有自己的战略考虑，放刘邦无非是为施恩，以使刘邦能继续助其一臂之力，从而彻底摧毁秦王朝，建立自己的霸业。而事实上，项羽的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反之，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引起内讧，则项羽即使有“力能扛鼎”之气，“勇冠三军”之势，恐怕连一个愿望都难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最终的结果应验了范增的预言，就全盘否定项羽的决策。其实，项羽这个人也并不是完全不听范增的，在称霸后，他便与范增暗中商量，立沛公为汉王，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再如“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急围荥阳。”由此可见，项羽并不是冥顽不化不听劝告的人。其实，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哪怕是黄口小儿的话，项羽也肯听。例如，当项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攻下外黄，大怒，欲活埋城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候只有十三岁的外黄令的小儿子劝说项羽道：“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羽听从了他的话，赦免了当坑者。结果“东至睢阳，闻之皆下项王”。相比之下，沛公也并不比项羽更能听从谋臣之言，如他在攻入咸阳进入秦宫后，对宫室里数以千计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贪恋不已，想要住在里面，樊哙谏沛公出宫，沛公不听，若不是张良苦口婆心的一番劝说，沛公就会授项羽以口实，就不可能有鸿门宴的有惊无险的好运了。同时，刘邦也经常听信小人之言，除了鸿门宴中提到的“鲰生说我曰：‘拒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外，在《留侯世家》中还提到他听信郦食其的馊主意，准备“复六国后世”，只是在张良说出八不可的理由后，他才如梦方醒，“啜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可是为什么没有论者批评刘邦不善纳谏呢？是不是刘邦是胜利者，就可一俊掩百丑了呢？

还有论者认为项羽鸿门释刘反映了项羽宅心仁厚的性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正如范增对项庄所言“项王为人不忍”。但我们反对把项羽的这种率性之仁归结为妇人之仁。作为一名横刀立马、杀伐疆场的武将，项羽称得上是性情中人，他不会像刘邦那样惺惺作态，也不会干出刘邦那种让两千妇女穿上铠甲，引诱项军，自己乘机逃脱的卑劣的行径，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亲身儿女推下马车……项羽光明磊落，敢爱敢恨，杀人如麻与怜民若子有机地统一在他的身上，因此，才会有分食推饮的举动，才会见伤病者而落泪，才会演出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汉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虽然他的这种想法未免显得幼稚，但他的一颗爱民的仁心却跃然纸上。遗憾的是他徒有怜民之心，却无爱民之策，也乏收买人心之术，迷信武力，依赖杀伐，最终葬送了大好前程。总之，项羽性格中有残暴的一面，但他要杀的是那些他认为该杀之人，包括一切阻碍他的事业、触犯他的尊严的人。而鸿门宴上刘邦一无破坏他的大计之行，二无忤逆他的意志之言，刘邦是那么“诚惶诚恐”地谢罪，那么“诚心诚意”地解释，项羽又有什么理由置他于死地呢？项羽如果此时拔剑相向，就不是那个既刚烈如火又柔情似水的项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