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焉能杀汉王

《鸿门宴》一文的诸多教学资料中，皆以鸿门宴上项羽放走刘邦为沽名钓誉、优柔寡断、当杀不杀、纵虎遗患，以致铸成自刎乌江的千古遗恨。笔者备教该文，于查阅史料和学生的逆向思维之中，得出与众相左之论：鸿门宴上，项羽不敢也不该杀死刘邦。

从当时的舆论看，人心向背对项羽大为不利。怀王曾与诸将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关中。项羽恃强违约，诸将之心难平。尤其是入关途中，诈坑秦降卒２０万，惨绝人寰。上至怀王，下至关中父老俱知项羽残暴不义。项羽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之纠纠武夫，却也知笼络人心博取仁义之名的重要，这从他的“妇人之仁”上即可看出。多行不义引起的后果，已成项羽一块心病。樊哙闯帐，斥责项羽：“欲诛有功之人”，项羽之所以“未有以应”，表明他有理亏之感；后来楚汉相争中，汉王数其十大罪状，项羽之所以“大怒”，也正因揭露了他不行仁义不守信义的心病。项伯深知项羽的为人，所以拿“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劝止击破沛公军。其时项伯虽已为刘邦所拉拢，但主观上并未叛离项羽。一则叔侄至亲，不会轻易叛逆，二则庸劣如项伯，决不会预见到楚亡汉盛的结局。故其说辞不能说不含有根据时势为项羽着想的成分。当时形势，容不得项羽杀死刘邦，鸿门宴上刘邦倘若被杀，时势定会造出又一个“刘邦”来。这正如郑板桥所说：“新安何苦抗秦卒，拔枪焉能杀汉王？”

从军事实力上看，当时“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项羽兵力四倍于刘邦。即使网开“四”面，让刘邦放胆至军，他若敢强占关中称王，凌驾于诸侯之上，项羽名正顺言大张挞伐，无疑以石击卵，则又理直气壮，何必于宴席间搞偷偷摸摸的个人暗杀呢？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鸿门宴上，项羽正可显示一下人君霸主的胸怀气度，他不仅需要而且应该沽仁义之名、钓宽容之誉。樊哙闯帐，怒目而视，厉声而斥，项羽不仅不暴跳如雷，反而称之为壮士，赐酒、赐彘肩、赐坐；鸿门初见，听了刘邦假意赔罪，项羽急说“籍何以至此？”这些正是宽怀大度的显示、表白。苏轼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范增论》中说：“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再者，章邯等秦降将（曾杀项羽叔父项梁），尚可宽怒容纳，更何况“戮力攻秦”“约为兄弟”的刘邦呢？灭秦之前，项、刘之间从未发生过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这怎能使项羽不优柔寡断而当机立断地杀死刘邦呢？

至于宴前项羽大怒，要击破沛公军，那是看到了刘邦“距关，勿纳诸侯”的部署，听到了曹无伤“沛公欲王关中”的密报和范增对刘邦“志不在小”“有天子气”的分析，这位少时看到秦始皇出游就发誓“彼可取而代之”，后果“披坚执锐首事”、“灭秦定天下”的“人杰”，当然怒不可遏—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眠！后来刘邦花言巧语谦卑恭谨，一再表白“不敢倍德”、“岂敢反乎”，既已表示臣服，杀之就师出无名了。项伯“夜驰之沛公军”之后劝止项羽，之前却不加劝止，也主要是因为这一点。

从鸿门宴项羽的表现分析，当时一定是不该杀刘邦。素有“大丈夫”志的刘邦，鸿门谢罪只是迫于军事形势，施展屈伸之术，项羽对此并非全然不知。刘邦逃脱，范增断言：“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项羽听后的反应，《史记》没写，这可能是他也担心刘邦今后会成为劲敌（后来分封刘邦于汉中证明了此），否则太史公该会书下他不以为然强词夺理之愚憨。鸿门宴上，项羽并非毫无杀刘之心。范增先是举玦示意，后又出召项庄，项庄舞剑之意，项羽必能看出，却听之任之；项伯“翼蔽沛公”，他又视若无睹，这说明他正在杀与不杀之间权衡利弊。若说臣服不诚，心存异志者当杀，项羽麾下各路诸侯的归附，也都是慑于其势，也都是各有图谋，岂能全都除掉？所以项羽放弃了杀刘良机。

从司马迁对项羽的态度上看，无论是记叙史实，还是“太史公曰”，字里行间都不曾隐含为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而遗憾之意，而始终以肯定笔调写项羽的豪爽率直、坦荡磊落。后人对项羽喜爱的，不也正是他的这种英雄本色？

那么，造成这位失败英雄的悲剧的真正原因何在？其中一点恰恰在于他没有真正地行仁义、施仁政。灭秦之后，项羽仍“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所作所为，正如樊哙所责，是“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唯恐不胜”的“亡秦之续”。这当然会失去“苦秦久矣”的民心。民心既失，焉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