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章 李知文
力量相对弱小的刘邦,为什么能在“鸿门宴”这场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化险为夷,并在尔后长期的“楚汉相争”中获胜?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刘邦善于审势察情,“从民所望”;而项羽则不识时务,“自矜功伐”。
刘邦深知“天下苦秦久矣”,注意吸取秦灭亡的历史教训,较能体察关中老百姓渴望废除秦朝繁徭苛法,希求获得休养生息机会的心理,于是就“承敝易变,使人不倦”,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民心的措施。诸如“约法三章”,严明军纪,开垦“秦苑”,屡赦天下,不杀降卒等。此外,刘邦还注意处理好同尚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楚怀王的关系,谨慎地对待关中王问题,注意争取社会舆论,利用项羽内部矛盾,力求政治上占主动地位。刘邦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直接效果,一是进军顺利,最先入关,获得做关中王的条件;二是得到关中人民的拥护和楚怀王的支持,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相反,项羽不察民情,不顾社会舆论,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事。如,坑杀降卒,屠咸阳,徙杀楚怀王,分封十八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背约欲夺关中等。其中背约杀死楚怀王一事,加剧了项羽和诸将的矛盾。刘邦抓住项羽这一要害,于公元前205年打着“击楚之杀义帝”者的旗号讨伐项羽,得到“五诸侯兵”的积极响应;楚汉两军在广武对峙时,刘邦宣布项羽有“十大罪状”,其中关于楚怀王的就占了五条。项羽上述这些所做所为的直接后果,一是比刘邦晚入关一个月;二是失掉了关中人民的拥护,“秦人大失望”;三是引起和诸侯及其内部的矛盾,舆论于项羽不利。在“鸿门宴”上,项羽在项伯、刘邦、樊哙的诘责面前,表现得理屈词穷,窘迫不堪,这应该看做是他“恶负约,恐诸侯叛之”的心理反映,是心虚的破绽。
其二,在干部问题上,刘邦任人唯贤;项羽则任人唯亲。
毛泽东同志说:“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邦使用干部就是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能够量才而用,知人善用,虚心下问,做到集思广益。例如,和刘邦一起参加“鸿门宴”的随行者张良、樊哙、纪信等人,都是他的团结一心、生死与共的支持者和得力助手。谋士张良常常在关键时刻为刘邦提出正确的策略,使刘邦避免了许多错误。“鸿门宴”过程中,在项庄舞剑欲杀沛公的危急时刻,及时召樊哙为刘邦解围;刘邦脱逃后,张良又从容处理善后事宜。“鸿门宴”之后,公元前203年的成皋之战,刘胜项败,楚汉双方军力达到均衡,在项羽与刘邦达成“中分天下”协议的关键时刻,张良提出“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的策略,指出“今释勿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张良这一猛追穷寇的思想,对于刘邦抓紧战机展开战略总攻势,赢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樊哙在“鸿门宴”上的功绩是相当卓著的,一是他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闯宴据理怒斥项羽,扭转危局,二是他极力支持刘邦断然逃走,免遭杀身之祸。纪信在“鸿门宴”上的作用虽不明显,但后来在刘邦遭到荥阳之围时,甘愿代替刘邦而死,表现了忠诚不二的政治态度。至于“鸿门宴”上尚属项羽部下的陈平,则于次年3月因受项羽猜疑而归附刘邦,在荥阳建议刘邦用“离间计”,促使了项羽与范增决裂。
最后,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司马迁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即在于顺应还是违反历史规律。刘邦“承秦制”,力主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在客观上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而项羽却站在六国旧贵族立场上,总是希图回到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这种倒退行为,与当时历史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所以,失败也就必不可免。
(三)
鲁迅高度赞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的确,司马迁不但是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语言巨匠。从对“鸿门宴”这场政治斗争的描写,我们即可窥见一斑。
首先,作者善于通过激烈的矛盾斗争刻画人物性格。“鸿门宴”从始至终充满矛盾,推波涌澜,扣人心弦。开头是黑云压城,杀机四伏,可是刘邦假意向项羽谢罪,紧张气氛骤趋缓和;待到项庄拔剑起舞,刀光剑影充盈宴厅,气氛又趋紧张;等到樊哙拥盾强行入军门,项羽按剑而跽,则把矛盾推向高潮。接着刘邦离席、逃跑,张良留谢,气氛逐渐缓和。作者正是在如此紧张急迫、剑拔弩张的斗争中,通过每个人物的具体表现(语言、行动、神情),运用对比映衬的手法,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两个政治集团里主要人物的不同性格。例如,项羽一听说刘邦欲王关中,立刻大怒,简直是怒不可遏;但第二天见到刘邦谢罪,却洋洋自得,并脱口把曹无伤告密之事和盘托出;樊哙尖锐的指斥,竟未能引起他的反感;听说刘邦逃走,也仍处之泰然,这充分显示了项羽简单暴躁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相反,刘邦听到项伯密报军情,马上紧急研究对策,第二天亲赴鸿门假意屈从,听项羽说出曹无伤之后而不动声色,樊哙闯宴后,趁气氛稍缓之机托词离席,命张良留谢,不辞而逃,后又断然诛曹无伤。这一系列言行,充分显示了刘邦机敏精细,能谋善断的性格。此外,张良与范增,樊哙与项庄,都形成鲜明对比,形象栩栩如生。
其次,语言精练生动,绘声绘色,常常寥寥几笔,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突出个性。例如,项羽的话,骄横气盛;刘邦的话,礼仪备至;范增的话,老谋深算;张良的话,老练透辟;樊哙的话,豪壮威严;项庄的话,似巧实拙。描写场景则犹如目睹。例如写樊哙闯宴:“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一紧张场面的描绘着墨虽不多,却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心情顿感紧张。又如,写“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三言五语,就把宴会上杀气腾腾的场面勾画得动人心魄。南宋人刘辰翁曾赞扬这段文字说:“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这是对《鸿门宴》作者艺术功力极其中肯的评语。《鸿门宴》中的一些语言,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秋毫无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竖子不足与谋”、“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劳苦功高”等等,已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而“鸿门宴”则已成为敌对双方政治谈判斗争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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