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的现代解读及其他

柳宗元谴责荆轲：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

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

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

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

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

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

炯然耀电光，掌握罔匹夫。

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

长虹吐白日，仓促反受诛。

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

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

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

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

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

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

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陶渊明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後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荆轲刺秦王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今人的眼光看去看，荆轲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职业杀手，说不定还可以被扣上“恐怖主义”的罪名呢。依笔者看来，燕太子丹雇佣荆轲去刺杀秦王，以为刺杀了秦王就可以阻拦住秦军的西进步伐，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一种太幼稚的想法，根本解决不了当年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燕国很快就灭亡了，这是不是与荆轲刺秦失败不无关系呢？

笔者不禁想起了中学时语文课堂上的“荆轲刺秦”教学，语文教师其实根本不会考虑得如此之详密，也管不了那么多，基本上一致的看法是赞扬荆轲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其实这种行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虽然常常表现为软弱者的无奈行为，但是往往却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时可能会把问题弄的更糟糕。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当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要人去重庆同蒋介石国民政府会谈，期间国民政府就曾有暗杀毛泽东的阴谋，不知何故，最后不了了之了。做一个最坏的假设其实也不为过：即使毛泽东等要人遭遇不测，这能从根本上挽救国民党在全国的颓势吗？显然不能。中东今天的动乱局势，以色列与美国显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阿富汗拉丹集团策划的撞楼行为，现在看来也没有实现他们的既“险恶”又“善意”的目的，所以这种方法绝对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话题扯远了，谅解！由于国人历来有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再加上对秦始皇其人印象不好，只知道他焚书坑儒，搞文化专制，“压迫知识分子”，修长城累死千万老百姓，再和孟姜女寻丈夫不成，于是悲痛万分而哭倒长城联系在一起，他的罪过就更大了，于是《荆轲刺秦王》的历史剧也应运而生了。大导演陈凯歌拍摄的一部《荆轲刺秦王》，铿铿烈烈，催人泪下。于是大街小巷的人都知道荆轲是一个英雄，浑身充满着坚持已见的义无返顾的决绝，即使毁灭自身也不损大义的正气，并以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高歌传诵千古，而往往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过。

由此出发，撇开学术上的对“历史学”分类不谈，笔者认为历史学其实还可以分成民间的历史学与学院的历史学两种，区别往往在于前者侧重于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和分析，而后者往往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和做出判断。在学院的历史与民间的历史的较量上，学院式的历史往往“势力范围”很小，再加上现在的历史剧（尤其是戏说的历史剧的泛滥）盛行，学院式的历史就显得更加软弱。我们的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课堂教学，对荆轲的态度，很明显持的是同情和赞扬的态度，无疑又是民间史学的反映。不管是否受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影响，学生对荆轲刺秦的态度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正是我们历史教育所要正视的艰巨问题。

问题在于，学院式的历史评价在这一点上往往与语文课堂教学的荆轲刺秦发生摩擦。如何综合不同学科的分析方法，实事求是评价荆轲及他的“刺秦”行为，当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目前的课程改革基本上表现为学科课程的“单兵作战”，加上我们的课程改革专家对不同学科课程本身所蕴涵的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观部分关注不够，于是这样一个综合性强的研究课题一直被“束之高阁”。

让人钦佩的是，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的观点给人的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果断指出，在策略和手段上荆轲乃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刺客，还明确指出这种个人恐怖行为乃是一种“短计”，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毫无可取之处；为了收买杀手，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代价虽然不是燕子丹所要考虑的，但是能否换回理想的结果，燕子丹似乎考虑的很少。

笔者认为，柳宗元这样说是有充足的根据的，按照《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的记载，燕太子丹为收买荆轲花费的本钱非常大，而终于以失败告终。所以柳宗元对荆轲的“刺秦”行为的评价：“勇且愚”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荆轲决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简单的“恐怖主义分子”，更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记·刺客列传》，似乎很难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确为一个杀手，但是却与聂政这样目不识丁只凭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特别“好读书击剑”，称其为知识分子也不无道理。于是在那个分裂割据战争迭起的年代，荆轲的出现，实为罕见和奇缺，遗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荆轲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就更对其怀有无限的同情和哀怜。

从司马迁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骚客无不抒发类似“咏荆轲”的诗歌。以表示对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侠客的景仰之情。遗憾的是像柳宗元这样大胆果断，不落窠臼地否定荆轲的诗歌还是很少。常见的总是肯定荆轲义无返顾的“刺秦”壮举，借以表达诗人对秦王朝暴政的抗议，陶渊明的《咏荆轲》就是其中很有代表的一首。诗人可以只管表达自己的某一意图：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于是突出历史上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那是文人骚客的职业权利，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属于对历史的解读，而是仅局限在文学层面上的解读。这种推理是有历史根据的：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腐败，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另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注意：荆轲刺秦在前，秦始皇的暴政在后，我们不能因为憎恨秦始皇的暴政，就怀着“复仇”的心理而肯定荆轲刺秦的合理性以及正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