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简说

《荆轲刺秦王》这个历史故事，出自《战国策·燕策》。司马迁作《史记》，把它收入《刺客列传》，并别采异闻，对荆轲的身世经历作了些补充，说他是卫国人，卫人谓之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还写了他两件小事，一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又一次“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两次都是荆轲忍让退避了。看来，这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也很理智的人，并非意气用事、一味争强好胜之徒。司马迁的这些补充，虽稍嫌简略，对我们了解荆轲其人，却很有用处。

在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出了一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我认为，不妨简单地把他们分成两种类型。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出于单纯的报恩思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算做一类，如刺赵襄子的豫让，刺韩傀（《史记》作“侠累”）的聂政。其行刺的动机基本上不是一己之私，而是所谓“公义”（比如说国家之事）的，算做一类，如曹沫劫齐桓公于盟坛之上，“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刺客列传》），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和他的力士以大铁椎“狙击秦始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史记·留侯世家》）无论事之成（曹沫）败（张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处。荆轲如何呢？我想可以归入曹沫张良一类。

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这时候，秦国大军大举东进，所向披靡，山东六国风雨飘摇，朝不谋夕⑴。燕太子丹面对这个严重局势，深感力绌计穷。军事政治外交诸般手段大概都难救燃眉之急了，又不愿意坐待灭亡（难道他应该坐待灭亡么！）终于想到了行刺。他想得很天真：无论是生劫或刺死秦王，都可以使大局顿时改观。其实，这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存侥幸于万一罢了。荆轲说：“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除了一般的谦让和点出任务的艰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国之大事”这一点最重要，它说清了荆轲对这个计划的思想认识，强调了行为的根本目的和这个目的的正义性和严肃性。⑵

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争取一个能够接近秦王便于行刺的机会，荆轲做了细心的准备，一是要了“督亢之地图”，二是要了樊于期的首级（加上田光的自杀，尚未出发就赔进了两条人命，代价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志操观念，对于我们是有些隔膜了，不必细论）为了行刺的成功，他还要等待一个得力助手。可惜，急不可耐的太子丹催他上路，“日以尽矣，荆卿岂无意哉！”一句话把荆轲激怒了。大凡这种人，最讲究一诺千金，把信用看得比性命还要紧，“岂无意哉”简直等于说：您翻悔了么？就荆轲来说，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莫甚于此！又可惜，平素懂得隐忍、不争意气的荆轲，在这个节骨眼上竟不能自制，一怒之下，带着个不中用的秦武阳走了（后来秦武阳果然误了事）。容不得别人对他的品格的半点怀疑，一时间忘了“国之大事”不能意气用事的，是荆轲；明知道这么走法是“往而不反”，却斩钉截铁地说“请辞决矣”的，也是荆轲。人的性情脾气，就是这么复杂。

易水饯别，大约是秋天吧。“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衣冠是丧服，它暗示着国破家亡的大难就在眼前，它暗示着荆轲的一去难返，这情景是多么凄楚！“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古人说，变徵为商，其音悲。沉痛悲凉的歌声深深打动了送行的人们，“士皆垂泪涕泣”。他们早就把保存国家，保全自己的一线希望系在荆轲的那把匕首上了。荆轲完全了解他们的心情，于是进而“为慷慨羽声”，明确地表示了必死的决心：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羽声，其音怒。这激昂而愤怒的歌声，在萧瑟的秋风中回荡，在呜咽的秋水上回荡，然后如一腔热血，洒向这白衣冠群中，使在场的人们由“垂泪涕泣”变得瞋目怒视，发上指冠。荆轲这个普通的血肉之躯的精神力量，竟能如此震撼人心。送行者和被送者的情绪，相互感染，如风水相激，很快推向高潮，“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多么刚毅，多么壮烈，即使千载之下的读者，也会为之动容。

在秦廷上，荆轲的表现既令人遗憾之至，又令人钦佩之至。

荆轲的剑术和武艺实在太不高明了。在献图时，他和秦王的距离不过咫尺之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⑶一个处心积虑，图谋已久；一个事出突然，猝不及防。然而，这一刺竟不中，后来一掷又“不中，中柱。”在群臣“尽失其度”、卫士不敢上殿的最初时刻，行刺者与被刺者处于一比一的局面，即使徒手相搏，也该是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而荆轲竟不能得手。经过一番追逐之后，众寡殊势，荆轲身被八创，腿被砍断，秦王则毫末无损。我一直怀疑荆轲不仅剑术不精，武艺不高，甚至连人们常说的“蛮力气”也不大，要不，怎么会输得如此之惨？他临死时辩解说：“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但是，看他一开始的动作，左手把袖，右手进刀，分明是要一刺置对方于死地，一点儿也没有“生劫之”的意思。荆轲不怕死，但怕别人笑话他无能。上边的这番表白，就荆轲来说，是万万不可少的。在我们看来，就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嫌疑了。

话又说回来，荆轲毕竟不失英雄本色。秦王设九宾大礼以迎燕使者，仪仗如林、钟鼓雷鸣的壮观场面和森严气象，连十二三岁时就杀人不眨眼的秦武阳也“色变振恐”、精神瓦解。这样的描写，与其说是要把秦武阳当作一个银样蜡头枪式的假好汉来讥讽，倒不如说是要借武阳的失常，来渲染秦廷上足以褫人心魄的赫赫威严，说明荆轲能够旁若无人，谈笑自如，需要超人的胆量。他一个人，一把匕首，搅得偌大的秦廷上下惊惶，乱成一团。不可一世的秦王惊恐得连身边的佩剑也拔不出来了（当他终于成为胜利者，面对已死的刺客，还“目眩良久”呢！）群臣惊恐得尽失其度，莫知所措了，侍医惊恐得连不能伤人的药囊也当作武器扔出去了；在数十百人之中，不惊不恐不怕死的，唯荆轲一人而已。行刺不成，死到临头，他“倚柱而笑”、“箕距以骂”的精神气度，也决不是可以装出来的。总之，荆轲履险不失态、临难不变色的勇气与豪气，值得钦佩。作者用紧凑短促的语言节奏，描绘了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秦廷的威风震慑了秦武阳，荆轲的威风又震慑了秦廷；荆轲的动作带动秦王、群臣、侍医的一连串动作，急促、曲折而连贯，有如机轴之骤转，有如湍流的奔突，真是惊心动魄，使后人读了，也难免有些目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