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治国
到第四天黎明,文公就率领大队人马离城回国。这时,城里居民纷纷出城,追赶晋军,一直追了三十多里。周朝卿士原伯贯也亲自作书,愿意投靠文公。在这种情况下,文公命令大队人马,就地驻扎。自己只带着几个近臣,返回原城,接受了百姓的欢迎,并以周朝的大礼接见了原伯贯。至此,原城百姓归顺了晋国。
在晋国历史上,晋文公虽只在位8年,但他的政绩最为突出。他的霸业只是政绩的一部分,他的主要政绩是通过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为晋国以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并确定了会盟制度,不仅使晋国由甸服偏侯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面,把诸侯间的征战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寻访:晋时古墓安在
在今绛县与曲沃交界的安屿镇的下村,有几个绵延如山的土丘,是传说中的晋文公的墓葬,属绛县。从此往西走十余里,便是曲沃。
去的时候正值春夏交接之际,青草茵茵,杨柳轻拂,展眼间绿色葱茏一片,风光正美。墓前有一通石碑,是乾隆十五年立的,上书“晋文公墓”,墓的左近有一尊文公的塑像,意气风发,恰似在指点江山,挥起万丈的豪情,人一近此处,陡然增添了许多肃穆,就连过往的风,也仿佛在一瞬间激烈。
《左传》云:文公卒,将殡于曲沃。墓葬虽在绛县,却也在曲沃左近,想来并非虚假。记者就此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的田建文先生的时候,田先生确定地说,经考古发掘后发现这几所墓是汉朝的墓葬。而《左传》中记录的“曲沃”却是现在的闻喜,史据《嘉靖曲沃县志》:汉武帝元鼎三年,东巡至曲沃县,闻破南越喜,特更名为闻喜县。当时将现在的曲沃和闻喜做了一个置换,所以大致可以表明这里的墓葬充其量是后人传说而成的文公“衣冠冢”。真正的文公墓,也应该在绛县,在靠近闻喜的一边。
然而,即使作为“衣冠冢”,这里依然隐约地包含着一种王者之气,仿佛文公就在这里的地下沉睡了千百年。只是惜乎少人观瞻!而晋文公重耳,却一直鲜活在当地民众的心中,不单单是他在春秋时刻做了霸主,挥戈千里的风流,而是他身上的传说和故事,也是我们所能受教的典范。
对于晋文公的一生,人们注意到的,往往是开头和结果,从外出逃亡的灾祸,到成为霸王的荣耀显赫,让人感叹的是命运的沧海桑田的巨变。
然而,我们却忽视了过程这个巨大的环节。过程是漫长的,实实在在的,局外人可以从旁说大话,评头品足,而过程之中的冷暖甘苦,酸甜苦辣,欢乐忧伤,寂寞彷徨,惟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惟有当事人才有深入骨髓、刻骨铭心的体验。旁观者可以理解,却没有体验,而理解和体验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桩事情。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不可能等量齐观。
在这个过程之中,忍耐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字眼儿。
坎坷、折磨、挫折、不幸、苦难、痛苦、孤独、绝望、屈辱、失败、恐惧等等,我们可以承受可以忍耐吗?我们能忍耐多久,如果这一切都应邀而来,我们是否会在19年里一一地承受和忍耐。
重耳由一个贪图享乐、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到后来成为春秋时代显赫一时的霸主,几乎可以说全凭了他在国外流亡19年的经历中所遭受的磨难。
如果做个历史假想,重耳一开始就成为一国的国君,是不合适的。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眼界短浅的贵族公子,如果顺利地登上王位,估计也会作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君主,被淹没在历史青卷中。正是他的流亡过程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君主,在流亡过程中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逐渐拥有了一代霸主的风范。
──原载《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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