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谋士　纵横天地间

为拯救危难的国家，一个年已七十的老人，半夜行动，直入敌营，三言五语，便胜过千军万马，顷刻之间，强虏灰飞烟灭。读过《左传》中烛之武退秦师这个故事，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浓厚的传奇色彩。我们就来沿着历史的长河，举浆泛舟，追寻那段逝去已久的往事。

晋国为什么要攻打郑国？烛之武运用了怎样的手段使一场大灾难化于无形？

事情的起因还得由晋国说起。晋国是西部的一个古老国家。晋国祖先是唐叔虞。唐叔虞是周武王的小儿子，成王幼弟。唐是地名，位于黄河与汾水之间，方圆百里。叔是排行。叔虞出生时手握“虞”字，就以虞为名，字子于。尚在孩提时，成王桐叶封弟，封叔虞于唐。唐叔虞后代于此繁衍生息，就是后来的晋国。到了春秋时代，晋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斗争，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楚国、秦国等诸侯国。重耳在各国遭遇不尽相同。齐国是以厚礼相待，而在经过郑国时，郑国大夫叔瞻劝郑君说如果不能厚待重耳，就要把他杀了。重耳到了楚国，受到优厚的招待，并许诺楚王，有朝一日两国交战先退避九十里。后来秦穆公出于政治投机，派人把重耳请到秦国，并把女儿嫁给重耳，秦晋结下姻亲关系，这就历史上的秦晋之好。今天两家要联姻，还说欲结秦晋，当由此而出。再后来，秦穆公派兵把重耳护送回国当了国君，就是晋文公。这时，重耳已经流亡十九年，六十二岁了。

晋文公果然极富政治才能。在大臣狐偃、贾佗等人协助下，晋文公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政治、经济的措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稼穑劝分，省用足财”、“赋职任功”、“举善援能”等。经过几年经营，晋国国力大为增强，称霸的欲望迅速膨胀，而楚国却成了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楚兵戎相见，晋文公先是退避三舍，以报优待之恩，再联合齐、宋、秦之师破楚于城濮，从而使晋文公确立了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地位。城濮之战中，郑国帮助了楚国，又加上重耳流亡期间结下的恩怨，公元前６３０年，晋国联合秦国包围郑国，要把郑国国君叫出来好好辱骂一顿。郑人害怕，献上叔瞻的头颅仍解决不了问题，万不得已，走出一步险棋，派烛之武实施离间计。

在十分被动、危险的情况下，烛之武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高超的智慧，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

胸有龙虎策，一朝见光华。烛之武充分陈述了秦晋郑之间的三角利害关系，准确、深刻而又独到，不能不令人信服。一是灭掉郑国对秦并没好处：“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邻之厚，君之薄也。”二是不灭郑国对秦也没坏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三是晋国的信义有问题：“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四是晋国最有野心，扩张称霸，是晋国的本质：“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通观烛之武之论，由“若”、“且”、“夫”三字连贯起来的四层意思，环环相扣，层层相生，如早春的惊雷，醒脑益智，又如搏击的雄鹰，敏捷有力。这四层意思包含有巨大的智慧力量，因而能给对方以有力的冲击。一番议论之后，秦穆公是如拨云雾见青天，不但不再围攻郑国，反而命令三位将领留守下来。秦晋联盟出现裂痕，两国关系从此渐行渐远。三年之后双方在崤山正面交锋，秦军三位主帅被俘，士卒无一生还。归结起来，烛之武的成功之处在于，恰当地把握了当时当地的国情、人情，准确地利用了对方心理，因而，他成功了。烛之武是自信的，他自信有能力引导秦穆公的思路，他自信千军万马也不过弹指一挥间的问题，他的自信来源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洞悉，他的智慧当在众人之上，他思路清晰，说理透彻，他从容不迫，超然淡静，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实在是世俗世界生长出来的一株仙花奇草，异香满面，清爽可人。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虽说是一个传统，然而，斩来使的例子却也举不胜举。烛之武没被一刀斩首，是否当属偶然？这还要从历史大背景上考虑。中华历史肇始于黄帝轩辕氏，历经尧、舜、禹、夏、商而至周，周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所谓宗法制和分封制，简单说来，就是把有血缘关系的亲族和有功于国的臣子分封到一定的区域建立诸侯国，诸侯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基本上是独立的王国，只是到一定时候给周天子进贡物品。这些诸侯国或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同姓国家，像晋国和郑国同为姬姓国家；或是祖宗曾为周王朝的国家功臣，像齐国和秦国等。从西周到东周，经过几百年的演化更迭，周王室渐趋衰落，各诸侯国力量此消彼长，强权政治逐渐滋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争霸逐步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各诸侯国之间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为同姓，有着共同的祖先，或为功臣，有着共同的王权归属感，因而，诸侯争霸一开始并不激烈，而是很有分寸，很讲究“礼”。所以，我们看到的早期的诸侯战争并不是残酷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更像是游戏，点到为止。例如公元前５８９年发生的齐晋鞌之战中，晋国大夫韩厥捉到齐顷公，自己先是再拜稽首，接着奉觞加璧，然后是一大堆客套话。当然，时代再往后发展，到了战国，各诸侯关系更加疏远，相应地，战争就残酷得多，血腥得多了。例如公元前２６０年，秦将白起败赵师于长平，赵括战死，士卒四十余万被活埋，从肉体上消灭对方就成了战争的终极目标。黄仁宇在论及孔孟时认为，春秋时的孔子从容闲雅，战国时的孟子凡事紧张，就和他们所处社会局势的不同密切相关：孔子时代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被认为是一种竞技的方式，受“礼”的约束，孟子时代“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大规模的厮杀已是箭在弦上。概括起来，春秋时代更多的是从容、节制、洒脱，战国时代更多的是混乱、放纵、残酷。与社会背景相一致，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秦穆公虽难说是一位谦谦君子，但肯定不会是狭隘、乖戾的凶顽之人。从春秋到战国，交战双方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能拿看待战国的眼光看待春秋战事，更不能拿今天的眼光看待春秋战事。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再来考察身处春秋中期的烛之武之所以能退秦师，其中并无凭空而来的玄机可言，而是和当时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晋郑结过仇怨，但并没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秦晋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围郑，是想教训一番，“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这虽然可能属于外交辞令，但是“兴灭国，继绝世”的文化精神仍占主导地位，包容谅解的社会心理仍普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烛之武退秦师又是现实的必然。时势造英雄。烛之武被推到了历史的浪尖，成了时代的弄潮儿，成了秦晋郑三角关系的重要砝码，他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使即将出现倾斜的国家关系重新恢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