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艾青──纪念艾青逝世十周年

１９９６年５月５日，一个黑色的星期日，凌晨４点３０分，诗坛陨落了一颗亮星，８６岁的艾青先生永远停止了思索和创作。每每凝视同先生的合影，就回想起十年前去北京拜访他的情景；而那盘有幸录下了先生谈话内容的微型磁带，也成了我追忆这位诗坛泰斗的珍贵见证。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１０点半左右，经《人民文学》编辑杨兆祥的引见，我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四十三条艾青先生的私宅小院。当时，先生因不慎滑倒造成右臂肱骨粉碎性骨折还未康复，从香港买的人造不锈钢关节植入体内后，成活艰难而缓慢。尽管艾老的整条胳膊依然血流不畅，手指也尚未消肿，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同杨兆祥老师谈古论今，聊得十分投入。

在客厅落座之后，保姆为我们沏上了花茶。我仔细端详着面色红润、体格魁梧的艾老，心中感到由衷的欣喜，便把提前准备好的相机和录音机拿了出来。见此情形，夫人高瑛说：我们只是随便聊聊天，还是不要录音吧？我说：如果今天不是与杨老师同行，我一个人是不敢前来打扰先生的。这样的机会对我的确很难得，录音决没有别的意思，只想把你们的声音带回去，好让朋友们都分享一点……

高瑛夫人的疑虑自有她的道理，但看我态度诚恳又是初次登门，也就不再阻拦了，便站到了艾青身后开始给先生梳头。梳子不紧不慢地从先生的额头抚向脑后，先生一面同杨兆祥聊天，一面惬意地眯缝着眼睛，交谈的话题也从礼节性的问候，转向了电视和报章上的国内外新闻。当时，美国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还未开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措辞仍相当强硬，艾青形容这两个国家就像两个好斗的孩子，都想尽量激怒对方却又谁也不先动手。

不一会儿，保姆给艾青先生端来了一杯咖啡，先生便用左手接过来慢慢地啜饮着。可能是改用左手不大习惯的缘故，有少量咖啡顺着杯沿流到了外面，先生就举起杯子用嘴唇去舔，接连舔了几次才把咖啡舔干净。看到大名鼎鼎的艾青先生在朋友面前如此随便，使我联想到“诗人”的天性，也许与生俱来都是这样不加掩饰。

这时电话铃响了，高夫人起身到隔壁屋里去接听，艾老又和杨兆祥谈起了《文艺报》上梅志夫人写的一篇文章。艾青先生说，梅志虽然不是胡风的原配夫人，但是对晚年的胡风十分关心和体贴，而且在胡风去世以后敢于为他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高瑛老师从５０年代就一直同您在一起，风风雨雨３０多年，回想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啊。这时恰好高瑛接完电话回来，闻听此言连忙摇头：我可没有梅志那么有本事。

艾老马上接过话说──“不是有本事没有本事，是有没有胆量、敢不敢讲真话！梅志看上去也是很斯文的嘛，但是她就敢咬着牙齿干……”

正说着，一口痰堵住了先生的气管，他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脸色也被急促的气息憋得发青。杨兆祥赶忙上前为先生捶背，过了好一阵子艾老才渐渐恢复了平静，所以又引发了先生感慨人生寿命的一通议论。

先生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因为孔子活了７３岁，孟子活了８４岁，后人就把他们两个的岁数比做两道“关口”。杨兆祥听出艾老的话音，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心，便劝解他说：您今年也８０了，多少苦难都挺过来了，不容易呀！人嘛，都有那么一天，甭去想它。没料到５年之后，尽管艾青先生已经闯过了“寿限”的第二道关口，但最终还是被一口浓痰夺去了生命。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７日，当时的《人民文学》副主编、诗人韩作荣先生在洛阳一家宾馆的客房里，忧心忡忡向我透露了一个坏消息：３月２６日，艾青先生因粘痰堵塞呼吸道心肺骤停，经过医护人员３个多小时全力抢救，才在电击的帮助下恢复了心跳。韩作荣叹了一口气说，艾老在医院里已经昏迷了一个月，气管、静脉、腹部和鼻孔里都插着管子，谁也不知道衰竭的器脏还能坚持多久……

我无法想象思维敏捷的艾青先生，在同病魔抗争的清醒时刻，该怎样放纵他桀骜不驯的诗情，就像当时他在那个秋阳朗照的上午，忽然抖出死亡的话题一样，不禁令人心中黯然。

了解艾青先生的人都知道，长达２０多年的文学窒息，非但没有泯灭他的创造，反而促使他把感情都压缩成了顶在枪膛里的子弹；恰恰是那种一触即发的爆炸力，凝成了他坚忍不拔的诗魂。难怪先生在１９７９年２月参观了广州盆景展览之后，竟写出了一首无比沉重的悲歌──

其实它们都是不幸的产物

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

受尽了压制和委屈

生长的每个过程

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

任人摆布，不能自由伸展

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

这种痛定思痛的控诉和警示，也是艾青先生留给后人的一笔与艺术价值等同的思想财富。

然而噩梦毕竟已成为昨天，相信艾青先生的在天之灵，仍然会像生前那样眼含泪水，注视着脚下这块生养了他的土地，我仿佛看见一丝欣慰的笑容，正在他宽厚的唇边徐徐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