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导读之《女神》》

《女神》导读

郭沫若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它以其独特的主题独特的风格，开创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风，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从而也使得郭沫若与鲁迅一起，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主将。

《女神》诗集，1921年8月5日初版于上海泰东书局，以后曾多次重版，它收入现代新诗57首，其中包括了三个诗剧和一首序诗，按诗人创作的几个阶段分为三辑：第一辑收入《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等“诗剧”，是歌德式的作品；第二辑收入《凤凰涅架》等五四高潮期的诗作，是惠特曼式的；第三辑收入《死的诱惑》等早期主要诗作，是泰戈尔式的。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女神》的出现使得中国新诗才真正摆脱了古典和欧化文的束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女神》中的作品，最早的写于1916年，除一些是作者1921年归国后写的外，其余均为1919年至1920年间的留日期间创作的。《女神》产生的年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自由民主思潮照亮夜空的时代。人们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重建祖国、复兴民族的希望，开始了崭新的追求。封建传统的旧道德、旧礼教和专制政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一种强烈的反抗、破坏、革新、创造望充溢着整个的“五四”时代，《女神》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孕育而成的，它以鲜明的叛逆立场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奏响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女神》首先体现着的是一种破旧立新、勇于革命的大胆叛逆精神。诗人作为旧时代的逆子，站在新时代的顶峰，以无比强烈的情怀和恢宏的气概，呼唤着二十世纪革命风暴的来临。长诗《凤凰涅盘》中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隐喻了“五四”青年那种敢于毁弃旧我、自我革新的创造精神，表现出一种与旧世界彻底决裂，并不惜与一切共同毁灭的决心与气概。在（女神之再生》中，诗人更加直接胸臆地表现：“我们要去制造个新鲜的太阳，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其次，《女神》还体现了漂泊海外的诗人对祖国的眷恋，颂扬新生的爱国情怀。《晨安》中，诗人向“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连续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表现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而在《炉中煤》中，诗人则以深情的笔调自喻为炉中的燃煤，将祖国比喻为“年青的女郎”，诗人愿为她奉献一切，“我为我心爱的人心，／燃到了这般模样。”诗人的赤子之心由此可见。

再次，《女神》中还塑造了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是“五四”的缩影，这一形象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的精神，诗人自称为气吞日月的“天狗”，又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这种赤裸裸的自我袒露，正是“五四”时代心理、情绪与情感的主体化的真实反映。

《女神》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诗篇在沤歌大自然，反映出诗人“物我无间”的泛神论思想。在诗中，“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醉红的新叶”，“高标的林树”，都充满着一股内在的生命力，荡出一股清新健朗的气息。

由上观之，诗集《女神》集中地体现出“五四”时期激昂奋进，毁旧促新的时代气息，诗行中迸发出鲜明生动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无怪乎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评述为“是时代底一个肖子”。与此同时，《女神》的突出之处还表现在其艺术的创新上，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鲜明而富于动感的形象及不羁的形式，无不显示出中国现代新诗的巨大进步。

早在新诗提倡初期，想象力、形象性不足和语言直白是早期的白话诗的共同特点，许多诗是“缺少幻象的作品”，郭沫若是给新诗安上翅膀的第一人。由于受西欧十六、七世纪泛神论及中国古典诗歌及古代哲学的影响，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列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构成了一个极其壮阔的形象体系。所有的一切都在诗人灵动的思绪中流动，大自然被人化了，地球成了有生命的母体，如“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雷雨是你血液的飞腾”；诗人笔下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从泛神论思想出发，诗人把宇宙世界看成一个不断进化、更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中看到“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从而赋予其形象以飞动的色泽：“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山在那儿燃烧，银在波中舞蹈”，“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不一而足，这一切形成了《女神》形象的特有形式：壮阔性、奇异性与飞动性。

与那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及雄奇的风格相适应，《女神》采取了自由诗的形式，对于诗歌形式的创造，郭沫若一方面强调“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同时又认为“情绪的世界便是一个波动的世界、节奏的世界”，“这儿虽没有一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由此可知，《女神》在总体上是保持着一种自由的形式，诗行与每行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也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特定的某首诗中，都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如《晨兴》中，全诗三节，分三行，句末押相近的韵，这在格律上相对地严谨、整饬。而在《女神》中的大部分诗，都是情绪自然消涨的内在韵律与某种程度的外在韵律相结合，于自由变动中取得某种程度的和谐、整齐。

《序诗》写于1921年5月，它可以说是诗集《女神》的封页，是《女神》的宣言，它宣告了《女神》在昂扬激奋的时代情绪中诞生。作者在《序诗》中写到：

……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毫无疑问，《女神》正发出了一团燃烧的火焰，点燃着五四青年们狂热的心，它反映着“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底动作”；“现代的青年是血与泪的青年，忏海与奋兴的青年。”《女神》所表达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五四青年--的心灵震颤：他们的痛苦、绝望、挣扎、反叛、憧憬和创造。这种心灵的震颤，实质上就是生活中新与旧，美与丑，明与暗，生与死、爱与恨相互冲突而给青年们造成的情感矛盾与生命裂变。

《女神》的成功正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正是这个抒情主人公形象：在交融着叛逆与创造的五四精神冲击下，迸发出强烈的个性自觉和自我超越自我更生意识，以空前豪迈的气度渴望创造崭新的世界、美好的人生。这一“自我”形象不仅是诗人自我，也是“五四”时代青年的自我，更是在斗争烈火中锤炼着裂变着的中华民族自我。这一形象正是《女神》的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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