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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三传托尔斯泰传十七》

在此，我们触及他最后几年——当说他的最后三十年吧？——的最苦痛的一点，而这一点，我们只应当以虔诚的手轻轻地加以抚摩：因为这痛苦，托尔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这痛苦不只属于死者，而亦属于其他的生者，他所爱的，爱他的人们了。

他始终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给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我们已见到这忠实的伴侣，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工作，对于他的放弃艺术信仰而去换一个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感有深切的苦痛。托尔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痛苦亦不下于她。

“我全个心魂都感到，”他写信给丹奈洛摩说，“感到下列几句话的真切：丈夫与妻子不是两个分离着的生物，而是结合为一的；我热愿把我能有时借以超脱人生之苦恼的宗教意识，传递一部分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意识能够，当然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传递给她，虽然这意识是女人们所不大能达到的。”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托尔斯泰那时看见他的夫人为了一个男孩的死亡而痛苦着，他不知如何安慰她。

这个志愿似乎没有被接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爱“和她结合为一的”伟大的心魂的仁慈，爱他心地的纯洁，爱他坦白的英雄气；她窥见“他走在群众之前，指示人类应取的途径”；一八八三年一月书。当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的教籍时，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声称她将分任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险。但她对于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为相信；而托尔斯泰亦是那么真诚，不愿强令她佯为信从——因为他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更甚于完全的不信仰与不爱。“我从来不责备人没有宗教。最坏的是当人们说谎时，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做爱我们，这是比恨我们更糟。”因此，他怎么能强迫不相信的她改变她的生活，牺牲她和她的儿女们的财产呢？

和他的儿女们，龃龉似乎更深。勒鲁瓦·博利厄氏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托尔斯泰，说“在食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竟不大遮掩他们的烦恼与不信任”。见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巴黎《两球杂志》。他的信仰只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位女儿，其中一个，他最爱的玛丽亚，那时已经死了。保尔·比鲁科夫最近在德译本中发表一部托尔斯泰与他的女儿玛丽亚的通信。他在家人中间，精神上是完全孤独的。懂得他的“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医生”。见一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巴黎《两球杂志》。

他为了这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他为了不得不敷衍的世俗的交际而苦恼，世界上到处有人来访问他，那些美国人，那些趋尚时髦的轻浮之士使他非常厌倦；他亦为了他的家庭生活所强迫他享受的“奢侈”而苦恼。其实亦是最低限度的奢侈，如果我们相信在他家里见过他的人的叙述的话，严肃冷峻的家具，他的小卧室内，放着一张铁床，四壁秃露无一物！但这种舒适已使他难堪：这是他永远的苦恼。在《法兰西水星》的第二短篇中，他悲苦地把周围的惨状和他自己家中的享用作对比。

一九○三年时，他已写道：“我的活动，不论对于若干人士显得是如何有益，已经丧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传的主张完全一致。”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致一个友人书。

他真是如何的不能实现这一致！他既不能强迫他的家族弃绝人世，也不能和他们与他们的生活分离，——使他得以摆脱他的敌人们的攻击，说他是伪善，说他言行不一致！

他曾有过思念。长久以来，他已下了决心。人们已觅得并发表了他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写给他的妻子的信。见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费加罗》日报，这封信，在他死后，由他们的女婿奥博连斯基亲王交给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这是数年之前，托氏把这封信付托给女婿的。这封信之外更附有另一封信，涉及他们夫妇生活的私事的。此信为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阅后毁去。（见托尔斯泰的长女塔佳娜·苏霍京夫人的叙述）应当在此全部转录出来。再没有比这封信更能抉发他的热爱与苦痛的心魂的了：“长久以来，亲爱的索菲娅，我为了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的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迫使你改变你的生活与习惯。迄今为止，我也不能离开你，因为我想我离开之后，我将失掉我能给与你的还很年轻的孩子们的小小的影响，而我将使你们大家非常难过。但我不能继续如过去的十六年般的生活，这种痛苦的情况自一八八一年，即在莫斯科所度的那个冬天起即已开始，那时候即托尔斯泰初次发现社会惨状。有时是对你们抗争使你们不快，有时我自己陷于我所习惯的周围的诱惑与影响中间不能振作。我此刻决心要实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计划：走……如印度人一般，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到森林中去隐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愿将他的残年奉献给上帝，而非奉献给玩笑，说幽默话，胡闹，打网球，我亦是，在这七十岁左右的时节，我在全个心魂的力量上愿静穆，孤独，即非完满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与良心之间争斗的不一致。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或者就在我应当实行我的决心的时候就没有实行。因此我请你们宽恕我，如果我的行动使你们难过。尤其是你，索菲娅，让我走罢，不要寻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责备我。我离开你这个事实并不证明我对你有何不慊……我知道你不能，你不能如我一样地思想与观察，故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不能为了你所不承认的对象作何牺牲。因此，我一些也不埋怨你；相反，我满怀着爱与感激来回忆我们三十五年的冗长的共同生活，尤其是这时期的前半期，你用你天赋的母性中的勇敢与忠诚，来负起你所承认的你的使命。你对于我，对于世界，你所能给予的已经给予了。你富有母爱，尽了极大的牺牲……但在我们的生活的后半部，在这最近的十五年间，我们是分道扬镳了。我不能相信这是我的错误；我知道我改变了，可这既非为了享乐，亦非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不得不如此之故。我不能责备你丝毫没有跟从我，我感谢你，且我将永远怀着真挚的爱想起你对于我的赐与。——别了，我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离开你这事实……”实在他并未离开她。——可怜的信！对于他，写了这信似乎已足够，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决心……写完了，他的决断的力量已经用尽了。——“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可是于他不需什么“祈求”、“辩论”，他只要一刻之后，看到他要离开的一切时，他便感到他不能，他不能离开他们了；他衣袋中的信，就此藏在一件家具内，外面注着：“我死后，将此交给我的妻，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他的出亡的计划至此为止。

这是他的力的表现么？他不能为了他的上帝而牺牲他的温情么？——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更坚决的圣者，会毫不踌躇地摈弃他们的与别人的感情……怎么办呢？他决非是这等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极端怆痛的一页中，他自问：“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

“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可是，请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比一比罢。你可以看到我在寻求依了上帝的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没有做到我应做的千分之一，我为此而惶愧，但我的没有做到并非因为我不愿而是因为我不能……指斥我罢，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认识引领到我家里去的道路而我如醉人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这便可说是我所取的路是坏路吗？不是请你指点我另一条路，就是请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准备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灭引为乐事，不要高兴地喊：‘瞧啊！他说他要走到家里，而他堕入泥洼中去了！’不，不要幸灾乐祸，但请助我，支持我！离他的死更近的时候，他又重复着说：

“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他所感觉着的东西；并非因为他不愿，而是因为他不能，因为他时常要夸大或彷徨。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恶习，愿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项错误皆将显得是谎言或虚伪。但若人们视我为一个弱者，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的一个忠仆。”

这样的，他为良心的责备所苦，为他的更坚毅的但缺少人间性的信徒们的无声的埋怨所抨击，为了他的怯弱，他的踟蹰不决而痛心，老是在家族之爱与上帝之爱间徘徊，——直到一天，一时间的绝望，或是他临死前的狂热的旋风，迫他离开了家，在路上，一面彷徨，一面奔逃，去叩一所修院的门，随后又重新启程，终于在途中病倒了，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一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五时许，托尔斯泰突然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由马科维茨基医生陪随着；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为切尔特科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的，知道他动身的秘密。当日晚六时，他到达奥普塔修院，俄国最著名的修院之一，他以前曾经到过好几次。他在此宿了一晚，翌晨，他写了一篇论死刑的长文。在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到他的姊妹玛亚丽出家的沙莫尔金诺修院。他和她一同晚餐，他告诉她他欲在奥普塔修院中度他的余年，“可以做任何低下的工作，惟一的条件是人家不强迫他到教堂里去”。他留宿在沙莫尔金诺，翌日清晨，他在邻近的村落中散步了一回，他又想在那里租一个住处，下午再去看他的姊妹。五时，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不凑巧地赶来了。无疑的，她是来通知他说他走后，人家已开始在寻访他了：他们在夜里立刻动身。托尔斯泰，亚历山德拉，马科维茨基向着克谢尔斯克车站出发，也许是要从此走入南方各省，再到巴尔干，布尔加列，塞尔别各地的斯拉夫民族居留地。途中，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站上病倒了，不得不在那里卧床休养。他便在那里去世了。——关于他最后几天的情景，在《托尔斯泰的出走与去世》（柏林，一九二五年版）中可以找到最完全的记载，作者勒内·普埃勒普－米勒与弗里德里希·埃克施泰因搜集托尔斯泰的夫人，女儿，医生，及在场的友人的记载，和政府秘密文件中的记载。这最后一部分，一九一七年时被苏维埃政府发现，暴露了当时不少的阴谋，政府与教会包围着垂死的老人，想逼他取消他以前对于教会的攻击而表示翻悔。政府，尤其是俄皇个人，极力威逼神圣宗教会议要他办到这件事。但结果是完全失败。这批文件亦证明了政府的烦虑。列下省总督，奥博连斯基亲王，莫斯科宪兵总监洛夫将军间的警务通讯，对于在阿斯塔波沃发生的事故每小时都有报告，下了最严重的命令守护车站。使护丧的人完全与外间隔绝。这是因为最高的当局深恐托氏之死会引起俄罗斯政治大示威运动之故——托尔斯泰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窥伺着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于垂死者所表示的爱情、痛苦与忏悔。在他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不幸的人们；而在嚎啕的哭声中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于是，“解脱”来了——这是一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六时余，——“解脱”，他所称为“死，该祝福的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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