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三传 贝多芬传 四》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贝多芬此时四十岁。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慎，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他写给ＧＤ．．李里奥的信中又道：“心是一切伟大的起点。”书信集一○八。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贝系歌德的青年女友，贝母曾与歌德相爱；故贝成年后竭力追求歌德。贝对贝多芬备极崇拜，且对贝多芬音乐极有了解。贝兄克莱门斯（1778—1892）为德国浪漫派领袖之一。贝丈夫阿宁亦为有名诗人。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贝蒂娜写此信时，约为一八○八年，尚未满二十九岁。此时贝多芬未满四十岁，歌德年最长，已有六十岁左右。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一八一一年二月十九日他写给贝蒂娜的信中说：“歌德的诗使我幸福。”一八○九年八月八日他在旁的书信中也说：“歌德与席勒，是我在莪相与荷马之外最心爱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幼年的教育虽不完全，但他的文学口味极高。在他认为“伟大，庄严，Ｄ小调式的”歌德以外而看做高于歌德的，只有荷马、普卢塔克、莎士比亚三人。在荷马作品中，他最爱《奥德赛》。莎士比亚的德译本是常在他手头的，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和《暴风雨》被他多么悲壮地在音乐上表现出来。至于普卢塔克，他和大革命时代的一般人一样，受有很深的影响。古罗马英雄布鲁图斯是他的英雄，这一点他和米开朗琪罗相似。他爱柏拉图，梦想在全世界上能有柏拉图式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一八一九——二○年间的谈话册内，他曾言：“苏格拉底与耶稣是我的模范。”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此系歌德官衔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系指奥国王室，特普利兹为当时避暑胜地，中欧各国的亲王贵族麇集。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系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以上见贝多芬致贝蒂娜书。这些书信的真实性虽有人怀疑，但大体是准确的。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歌德写信给策尔特说：“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么事反对贝多芬，但也不曾做什么事拥护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抱着绝对的缄默。骨子里他是钦佩而且惧怕他的音乐：它使他骚乱。他怕它会使他丧失心灵的平衡，那是歌德以多少痛苦换来的。——年轻的门德尔松，于一八三○年经过魏玛，曾经留下一封信，表示他确曾参透歌德自称为“骚乱而热烈的灵魂”深处，那颗灵魂是被歌德用强有力的智慧镇压着的。门德尔松在信中说：“……他先是不愿听人提及贝多芬；但这是无可避免的，（门德尔松那次是奉歌德之命替他弹全部音乐史上的大作品，）他听了《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后大为骚动。他竭力装做镇静，和我说：‘这毫不动人，不过令人惊异而已’。过了一会，他又道：‘这是巨大的——歌德原词是Ｇｒａｎｄｉｏｓｅ，含有伟大或夸大的模棱两可的意义，令人猜不透他这里到底是颂赞（假如他的意思是“伟大”的话）还是贬抑（假如他的意思是“夸大”的话）——狂妄的，竟可说屋宇为之震动。’接着是晚膳，其间他神思恍惚，若有所思，直到我们再提起贝多芬时，他开始询问我，考问我。我明明看到贝多芬的音乐已经发生了效果……”策尔特为一平庸的音乐家，早年反对贝多芬甚烈，直到后来他遇见贝多芬时，为他的人格大为感动，对他的音乐也一变往昔的谩骂口吻，转而为热烈的颂扬。策氏为歌德一生至友，歌德早期对贝多芬的印象，大半受策氏误解之影响，关于贝多芬与歌德近人颇多擅文讨论。罗曼·罗兰亦有《歌德与贝多芬》一书，一九三○版。

《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策尔特惶骇的爆发，见策尔特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致歌德书，又同年九月十四日歌德致策尔特书：“是的，我也是用着惊愕的心情钦佩他。”一八一九年策尔特给歌德信中说：“人家说他疯了。”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数，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这至少是贝多芬曾经想过的题目，因为他在笔记内曾经说到，尤其他在《第十交响曲》的计划内提及。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佛兰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曲》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和写作这些作品同时，他在一八一一至一二年间在特普利兹认识一个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和她有着相当温柔的友谊，也许对这些作品不无影响。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申德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在这种事故上和贝多芬大异的，是舒伯特的父亲，在一八○七年时写了一阕应时的音乐，《献给拿破仑大帝》，且在拿破仑御前亲自指挥。按拿破仑于一八一二年征俄败归后，一八一三年奥国兴师讨法，不久普鲁士亦接踵而起，是即史家所谓独立战争，亦称解放战争。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主前面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系指一八一四年三月奥德各邦联军攻入巴黎写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布莱修斯·赫弗尔依着弗朗索瓦·勒特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弗兰兹·克莱因塑的脸型（Ｍａｓｑｕｅ），活泼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考卡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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