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公馆。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是克吕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缪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名称，而且力求让蓬丰的身价超过克吕旭，他的签名已经改成克·德·蓬丰。辩护律师一旦冒失地照旧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糊涂。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的人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老叔的遗产，一位是克吕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吕旭神父，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这两人据说都相当有钱。三位克吕旭靠许多本家弟兄撑腰，外加同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俨然结成一个私党；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德·格拉珊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所以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走动很勤，希望自己心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叶妮小姐结亲。银行家德·格拉珊先生竭力促成妻子的远谋，暗中不断给老财迷一些好处，决战的关头总能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格拉珊也有自己的同伙、本家弟兄和忠实的盟友。在克吕旭这一方，神父是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激烈地同银行家的太太争地盘，力图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庭长。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头的目标，就是欧叶妮·葛朗台小姐的嫁奁；这事在索缪城里早已成为家家户户的热门话题。葛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珊？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答案是：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为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大得很，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反驳说，德·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材，除非葛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提醒说，克吕旭·德·蓬丰先生随时都能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一派人认为德·格拉珊太太同葛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克吕旭叔侄，久而久之她会说动葛朗台母女，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派却回答说，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巧于辞令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正好势均力敌；用索缪城里一位出言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据当地更谙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索缪的欧叶妮·葛朗台小姐只可能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十分得法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一看法，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异口同声反对：“首先，葛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的葛朗台同他是本家，只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谈论起这位富家独女的亲事来，什么话没有？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素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由于急需现款，不得不计划卖掉。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庭长和克吕旭神父，在党羽的帮助下，设法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公证人劝说侯爵：分段出售，必得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倒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人，他买得起，而且还能付现钱。临了，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于是好一片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被吞进葛朗台先生的血盆大口。索缪城的居民看到葛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把打了些折扣的田价一次付清，无不惊讶万状。这件新闻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先生搭一辆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置的产业，他以主人的身份看了一遍之后，返回索缪城，认为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想，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然后，为了把几乎已经掏空的金库重新填满，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全都砍平，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也都当木材卖掉。

人称葛朗台先生的家叫公馆，现在你总该掂出这种叫法的分量了吧。这房屋惨淡无光，阴森森，静悄悄，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坍塌的城墙脚下。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砌成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二百年就不行了。寒冬酷暑给门洞的拱楣、侧壁，凿出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古怪的洞眼，表面看去就像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蛀蚀斑斑的石料，又有几分监狱大门的模样。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而且通体发黑。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面凌乱地长着些野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相当高了。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的，到处都有干裂的缝隙，外表很单薄，其实很厚实，上面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组成几个图案。独扇大门的中央，开了一个装上铁栅的四方门眼，铁条排得很密，而且锈得发红。像是给下面的门槌提供了装置的理由，这门槌由一个铁环吊在门上，槌头正好敲在一颗大钉的头上，上面刻着一张扮鬼脸的面孔。长圆形的槌头跟我们老祖宗称之为傻瓜脑袋的钟锤相仿，又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好稽古的人倘若仔细打量，或许会发现这槌头上还留有当初的丑角形象的痕迹，只是年深月久，花纹早已磨平。装上铁栅的门眼在内乱不止的年月本来是用来张望访客的；如今爱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在幽暗发绿的拱顶的尽头，有几级七零八落的台阶，通往一个厚墙围住的花园。潮湿的墙面到处是淋漓的水迹和一簇簇野生的小树，倒也别有情致。这墙原先是城墙，邻近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上面。楼下最起眼的房间是客厅，客厅的进口就对着大门。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地的小城中，客厅的重要性外地人通常是体会不到的。它身兼数职，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公用的起居室。地段的理发师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登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这间屋有两扇临街的窗户，地上铺着地板，四壁有灰色的护墙板，从上到下，整个铺满，而且镶嵌着一条条老式的分割线；顶上的梁木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间的楼板填上白色的棉垫，如今早已发黄。一座黄铜的老式时钟，镶嵌了螺钿的花纹，点缀着刻工粗糙的白石面料的壁炉架；壁炉架上方挂着一面发出绿光的镜子，边缘削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反光射到哥特式的镂花钢框的四周。壁炉两边各有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铜烛台，供待客和居家二用：拿掉玫瑰花瓣形的托盘，把烛台的主杆插进一个镶有黄铜的大理石的座子，这铜花黯淡的大理石座子就成了日常使用的烛台。老式的座椅包着花布，图案内容是拉封丹的寓言，不过不知底细的人看不出上面的主题，因为颜色褪尽，而且补钉摞补钉，原来的图案很难看清。房间的四角放着酒柜之类的角橱，角橱上面还有几层油腻的搁板。一张旧的细木镶嵌的牌桌，放在两扇窗户之间的空档里，桌面上画有棋盘。在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四周点缀着金漆的木刻花边，只是久经肆无忌惮的苍蝇一再地糟蹋，金漆被蹭得所剩无几了。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据称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德·拉倍特里埃先生，另一个是已故的让蒂叶夫人，扮成古装的牧女。两扇窗户都挂着窗帘，用的是图尔出产的红色粗经布，两边由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璜同葛朗台家的习惯很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进这所房屋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连房屋一起买下的。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跟前，放着一把草垫椅子，椅腿下面加了垫板，好让葛朗台太太坐着能看见街上的行人。一张褪了颜色的桃木针线桌填满窗下的空间，欧叶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就放在针线桌边上。十五年来，母女俩天天在这里安静地消磨日子，手里总是做着活计，从四月春暖时起，到十一月冬季降临时止，年年如此。十一月初，她们可以坐到壁炉前歇冬了。只有到十一月初一，葛朗台才允许客厅里生火，一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火，他根本不考虑春寒和秋凉。大高个娜农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有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放进烤火炉，让太太小姐抵御初春和深秋时节早晚的寒意。母女俩缝制全家的内衣和被服，整天像女工一样操劳；即使欧叶妮想替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利用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还得设法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娜农使用，同样，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也都由他在早晨分发。

大高个娜农也许是天下唯一能接受主人如此专制对待的佣人，城里家家户户都羡慕葛朗台夫妇能雇到这样好的老妈子。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都叫她大高个娜农。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她每年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大家却认为她属于索缪最有钱的女佣之列。一年六十法郎，积攒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到公证人克吕旭那里，以备日后养老。大高个娜农靠长期而持久的积蓄，才凑成这笔巨大的数目；每个当女佣的，只看到六十上下的老妈子吃喝有靠，眼红得很，却不想想她的这笔血汗钱是当牛做马换来的。二十二岁那年，可怜她还是姑娘的时候，找不到人家落脚，因为她的长相似乎丑得吓人；其实这种看法很不公正：倘若把她的脸安放到榴弹兵的脖子上，准还能被人赞不绝口呢。可惜，据说什么都有个般配的问题。她早先是在一家农庄里放牛的，农庄失火，她丢了饭碗，她凭干什么都不憷的勇气，进城来找差事。葛朗台老爹那时想结婚而没有结婚，却已经考虑日后成家过日子了。他注意到这个到处吃闭门羹的姑娘了。身为箍桶匠，他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十拿九稳的；他盘算下来，认为这个体格像神话里的大力士那样粗壮的姑娘大可利用。她站着像一棵根深蒂固的六十年的老橡树，膀粗腰圆，后背四方，一双手像赶大车的，有一说一的诚实跟她守身如玉的贞洁一样牢靠。雄赳赳的脸上布满疣子，皮色红得像刚出窑的砖头，手臂上青筋暴起，穿一身破衣烂衫，娜农的这副模样并没有吓退箍桶匠，尽管他那时还处于见色动情的年纪。他给这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供她吃住，给她工钱，又不过分粗暴地使唤她。大高个娜农受到这样的善待，快活得偷偷哭了，从此忠心耿耿服侍这位把她当家奴使唤的箍桶匠。她把家务全包了：做饭，蒸煮东西，下河洗衣裳，洗罢用肩膀扛回来；她天一亮就起床，深夜才睡觉；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全由她做，她还帮着监看场地，防备有人捡走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狗一样忠实地看护主人的财物；总之，她对主人盲目地信服，主人的念头哪怕多么不合情理，她都照办，决无怨言。一八一一年是多事的一年，收葡萄的季节特别辛苦，葛朗台决定把自己的一只旧表，送给在他家做了二十年工的娜农，那是她从主人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尽管他不时把自己的旧鞋送给她穿（娜农穿着倒很合脚），但是总不能把三个月才得到一双穿破的旧鞋当作礼物吧。可怜的老丫头由于缺这少那变得十分吝啬，终于使葛朗台像喜欢一条狗那样喜欢起她来；娜农也乐得伸长脖子由主人套上颈圈，连颈圈上的铁刺，也扎不疼她了。要是葛朗台分发面包时切得太薄，娜农也决不抱怨；她高高兴兴地赞同这家人从节制饮食中得到卫生方面的好处，确实从来没有人生过病。娜农已跟这家人打成一片：葛朗台笑，她也笑；她跟主人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儿。享有这样的平等，她能得到多少亲切的补偿啊！主人从来不怪她在树底下贪吃杏子或酸桃，李子或油柿。“吃吧，吃够了算，娜农”。遇到果子把树枝压弯的年份，佃户们不得不用水果喂猪，葛朗台也乐得大方。从小只受到虐待的农村女子，总算有人发善心收留下她，看见葛朗台老爹含义模糊的微笑，简直像看到灿烂的阳光一样。而且娜农心地纯朴、头脑简单，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个心眼。三十五年来，她总时时看到自己光着脚，衣衫褴褛地站在葛朗台老爹的工场门口，听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而她的感激之情始终同年轻时一样。有几次葛朗台先生想，这可怜虫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奉承话，也不知道女人能引发男人什么样的感情，将来被召到上帝跟前时，会比圣母玛丽亚更贞洁；想到这些，葛朗台动了恻隐之心，望着她，不禁说了句：“可怜的娜农！”老妈子听到这一声感叹，总是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朝他看一眼。这感叹久而久之构成一条不断的友谊之链，每感叹一次等于给这链条又增添一环。葛朗台内心深处的这种怜悯之情，固然让老姑娘感激涕零，但其中总有点不知何来的恐怖成分。这种财迷才有的残忍的怜悯，固然唤醒了老箍桶匠的种种快感，对于娜农而言，却构成了她的全部的幸福。谁不会也叫一声“可怜的娜农”啊？只有上帝才能从语气的抑扬顿挫和有所流露的奥妙的惋惜之情中听出谁才是怀有真正慈悲心肠的人。在索缪，不少人家对待佣人要好得多，佣人却仍对主人不满。于是就产生下面这种议论：“葛朗台家对大高个娜农不知下了什么功夫，能让她这样忠心耿耿，简直肯为他们赴汤蹈火！”厨房的窗户对着院子，窗上装着铁栅，里面总是干净、整洁、清冷，名符其实是守财奴的厨房。没有一样东西会糟蹋掉。娜农洗罢碗盏，收好剩菜，熄了灶火，便到跟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客厅去，坐在主人们的身旁绩麻。一支蜡烛就足够全家人一晚的照明。女佣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黑屋里，只有墙洞漏进一点光线。多亏她身子骨结实，睡在这样的窝里居然毫无亏损。她在那里可以听到日夜都静悄悄的这个家里的一丝一毫的响动，而且像警犬一样，竖着耳朵睡觉，休息时都不误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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