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八章》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下。

“要是让你领导一个小组，再加点别的工作，别尔谢涅夫也准会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可是他对他自己呢，却又会说：‘宁可猛干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爱惜人这件事，看来只有等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能做到了。”

“他说得对。我也赞成干一年，反对混五年，不过我们还是常常随便浪费人力，这等于犯罪。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没有权利这样糟蹋自己的健康。原来这并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要不是因为蛮干，我也许还可以再坚持几年。一句话，对我来说，‘左派’幼稚病是一个主要的危险。”

“也就说得好听罢了，真让他下床干起来，早就什么都不顾了。”沃利梅尔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晚上，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一直谈到半夜才走。

别尔谢涅夫离开新朋友的时候，心情就像刚刚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样。

早晨，有几个人爬上屋顶，架起了天线。别尔谢涅夫在房里一面安装收音机，一面讲着他经历过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尔看不见他，根据达雅的描述，知道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浅蓝色的眼睛，体格匀称，动作敏捷，也就是说，他的模样跟保尔刚同他见面时想象的完全一样。

天黑的时候，三只小灯亮了，别尔谢涅夫庄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杂音。港口的莫尔斯电报机像小鸟一样啁啾地叫着，轮船上的无线电台正在某个地方（看样子是在近海）发报。一片嘈杂声中，可变电感器的线圈突然收到了沉着而自信的声音：“注意，注意，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小小的收音机，通过天线，可以收听到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播音。疾病割断了保尔同生活的联系，现在生活穿过耳机的膜片，又冲了进来，他又重新摸到了生活的强有力的脉搏。

疲劳的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两眼闪烁着光芒，微微地笑了。

家里的人全睡了。达雅在睡梦中不安地嘟哝着。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尔很少见到她。她越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晚上空闲时间就越少，于是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的话：“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也是党员，他们就不能常见面。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彼此不会嫌弃，二是没有时间吵嘴！”

他怎么能反对呢？这本来是预料中的事。过去，达雅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比现在有更多的温暖，更多的体贴。不过，那时候她仅仅是个朋友、妻子，而现在则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懂得，随着达雅的成长，她照顾他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保尔接受了辅导一个小组的任务。

晚上，家里又热闹起来。保尔每天同青年人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就会获得新的活力。

其余的时间他都听广播，母亲喂他吃饭，要费很大劲才能摘掉他的耳机。

失明夺去的东西，无线电又给了他——他又可以学习了。

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炎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

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幸福。

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弧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它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钢闸，汹涌澎湃，淹没了机器和人。又是共青团员们顶住天灾，顾不上睡眠和休息，苦战两昼夜，终于把河水赶进了闸门。在这场艰巨的抢险斗争中，走在前面的是新一代的共青团员。在英雄模范人物的名单中，保尔高兴地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伊格纳特·潘克拉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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